中國20多年民工潮忽略留守兒童
2012-02-14
在湖南省鳳凰縣山江鎮稼賢村小學，一名小學生課堂上認真聽課。這間教室里的大多數孩子，因為父母在外地打工，改由祖父母“隔代帶養”。教室里甚至有個女孩帶著未入學的妹妹來上學。稼賢小學的96名學生中約有80%屬于此類兒童。據官方統計，鳳凰縣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中，留守學生超過了一半。一位當地教師說：“他們必須學著自己長大。”
留守一代，不應成為被甩脫的一代
20多年前，本報記者解海龍拍攝的那張《我要上學》的照片，觸動了無數人的心靈。照片中小女孩那雙充滿求知渴望的大眼睛，成了反映那個時代“失學兒童”的沉重符號，后來成為“希望工程”的象征。
20多年后的今天，當年的大眼睛已經成為都市女白領，失學也幾乎成為歷史?？僧斘覀冏哌^鄉村的教室，依然會看到無數雙這樣的“大眼睛”。時過境遷，人們能讀懂他們與20年前完全不同的憂傷――對親情的渴望，對孤獨的恐懼，因為缺乏父母的關懷而產生的對“被留守”的失落感和焦慮感。憂傷的大眼睛中，充滿困惑與茫然。
在與留守兒童相關的新聞中，有太多讓人無法承受的傷痛：2011年全國發生數十起重大校車事故，其中大多數發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縣鄉，而受害者多為留守兒童；安徽太湖一名12歲的少年在祠堂邊自縊身亡，留下遺書稱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自縊前曾深情地吻別陪伴自己的爺爺。這些碎片化的悲劇，只是中國5800萬留守兒童的一個側面。
留守一代，不應成為被甩脫的一代。
父母為孩子外出打工，可孩子卻因他們外出而成為問題
中國的問題，最牽動人心的總在這個國家最柔弱、最貧瘠的地方――農村；而農村中最柔弱、最牽掛人心的地方，當下無疑集中在留守兒童這個群體。因為孩子是我們最脆弱的神經，因為農村的所有問題，最終都會折射到孩子身上：因為貧困而失學；因為不平等，他們身上被打上了一個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標簽：留守兒童。
人們可以容忍貧窮，但無法容忍失去脫貧的希望，讓貧窮在代際間傳遞――鄉村那些可敬的父輩，本想通過自己在城市的打工奮斗，盡可能給自己的后代創造一個好的學習成長環境，讓他們可以不必重復自己這代人的命運。可當他們在城市勞累一年回家后卻心碎地發現：他們打工所獲得的，遠遠無法彌補他們的離開給留守在家的孩子帶來的傷害。他們的痛心在于：他們為了解決孩子的問題而外出打工，可孩子卻因為他們的外出而成為問題。
這不是一兩個農村家庭的問題，而是中國農村在這個改革時代的體制性縮影。留守兒童的問題，遠比輿論看到和想象的更加嚴重，因為留守孩子的心靈創傷我們是看不到的?？蓛H僅看得見的那種傷害，就足以讓人觸目驚心。去年中秋節，有媒體曾尋訪過廣西一個叫溫江的小村，這個人數不到3000人的村子，青壯年都出去打工了，而在出去打工的青壯年里卻有100多人因搶劫而被抓。你能聽到村里人這樣介紹：這是阿顯家，這是阿山家，他們都在服刑，一個死緩，另一個被判15年。
他們這一代年輕人，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因留守而缺少關愛、缺少教育?？膳碌倪@又是一個惡性循環，被留守的他們帶著問題出去了，留下了“沒有二十歲”的鄉村，他們留下的孩子又重復著他們的故事。循環的不僅是貧窮，更有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一些孩子沉淪的命運。
客觀地說，留守，還是比較中性的說法。很多時候，“被留守”實際就是“被甩脫”。不是父母甩下了他們，而是這個時代轟隆隆的列車正在無情地甩下農村，農村為了追趕上發展的步伐，又無奈地在甩下了他們的孩子。農村孩子“被留守”的個人命運，其實正是農村被甩脫的時代命運。
20多年前，當民工潮在中國興起的時候，面對大規模遷徙涌進城市的打工一族，無論是專家，還是作家、記者、詩人，都曾用抒情的筆調歌頌著這場高歌猛進的社會革命，都把農民到城市打工看作是農村擺脫固有命運、城市解決勞動力問題的一個機會。于是就有了電視劇《外來妹》的浪漫敘事，有了打工文學的奮斗抒情。然而很少有人會想到留守兒童的問題，甚至連打工者自己都不曾想到，問題會如此嚴重。
這種疏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以城市為中心”的制度架構和發展思維下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架構中，城市是中心，農村是城市的邊緣和附庸，農民進城打工是為了城市的建設，他們是城市建設的工具，他們是到城市尋找賺錢機會――在這種“城市中心論”下，城市人自然只會自私地想到農民進城給城市帶來的問題，而沒有將鄉村當作一個平等的主體，更忽略了背井離鄉給鄉村造成的真空。所以，“留守兒童”是在沒有任何防范的情況下，出現問題后，被人們突然發現的。
其實從農民進城打工那一天起，留守兒童就已經成為問題。可包括農民工自己在內的每個人都沉浸于“打工賺錢”、“既掙了票子，又換了腦子”的功利想象中，都停留于“進城打工每年可往家里寄多少錢”的經濟算術中，將目光聚焦于城市，集體忽略了鄉村自身的問題。今天驀然回首，人們突然發現一個空心化的農村，一個沉重的留守現象。
這也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必然造成的結果。農民背井離鄉是農村嚴重落后、農業嚴重落后無法生存的被迫選擇，出外打工是唯一出路――民工潮現象實際上是我們的農村改革陷入停滯的反映。農民只能拋棄農村而向城市尋求發展的機會，農村被甩脫，留守也就成了一個必然的后果。正因為必然，更讓人感覺無比沉重。
家庭，本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完滿的生活需要完整的家庭?？杉彼俚某鞘谢M程，二元結構下看得見的城鄉不平等，掠奪著鄉村的資源，將鄉村的一切城市可利用的資源都無情地卷入城市：青壯勞力到城市打工，年輕人讀大學跳出農門，農村成為城市的勞動力基地――自然就有了農村的空心化。一個嚴重的結果就是，農村本來完整的家庭，被城市的這種資源吮吸得支離破碎，夫妻分離，父子分離，親情疏離。留守兒童問題，就是這種農村碎片化的殘酷表現。
繼續“以城市中心”，留守問題必無解
農民工集體外出，造成了一個巨大的留守兒童群體，并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梢愿杏X到，一些農民工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近年來越來越嚴重的民工荒，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意識的體現。為什么連高工資、高福利都吸引不了農民工呢？記者走訪河南、安徽發現，留守兒童問題是許多農民工不愿再外出的主因。孩子長期親情缺失，已引起在外務工的農民工的嚴重關切。
提到發達地區的民工荒，專家分析原因，總會把“工資過低”、“工作環境太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甚至作為民工荒惟一的原因。于是，開出的藥方無非是“提高工資和改善條件吸引農民工”等等。
這樣的分析雖站在農民工的立場上，邏輯卻是以城市為中心。這種分析隱含著兩個邏輯：第一，農民天生就是為城市提供勞動力的，作為城市邊緣的農村，會源源不斷地為城市輸送勞動力；第二，農民工是純粹的經濟人，他們只受高工資的驅使。
農民工對留守兒童的嚴重關切，給那些習慣“以城市為中心”來看待民工荒問題的人提了個醒：不要總是站在城市人的立場來看待農民工，不要總以城市為中心，把農民工視作一個“為城市提供勞動力”的外來者，而要進入他們的生活世界，那樣才能切身體驗到他們的愛與痛。不要那么急于去“解決”民工荒，他們需要喘息，需要思考留守兒童的問題。留守兒童問題遠比民工荒重要得多，很多東西是城市無法給予他們的。
停留于“城市中心”的發展思維中，留守兒童的問題必然是無解的――因為無法回避這種兩難：進城打工，必然會留下孩子；而為了孩子，就無法進城打工。留守，于是就成為城市化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改革必有的陣痛。只有超越“城市中心”，將農村置于與城市平等的發展位置，平等地尊重農民的權利，留守兒童問題才能得到制度性的緩解。
無論何種問題，似乎一提到體制，就意味著“遙遙無期”，甚至“無法解決”。可留守兒童的問題，真的無法繞過“城市中心主義”的體制問題。當然，體制不是一個卸責的筐，我們不能再把問題推給一個抽象的體制之后就轉過身去了，體制堅冰需要自上而下頂層設計的漸進融化，對留守兒童具體的關懷更要同步進行。輸入地政府需要將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提上日程，輸出地政府需要窮盡自身的努力給留守的孩子更多的關懷。當然，如果農民工的收入有充分保障，也無須父母同時外出打工，留守的問題也將大為緩解。
留守兒童的問題，關系到中國的前途――中國的城市化雖然發展迅猛，可多數人仍生活在農村，多數孩子的身上仍貼著農村的標簽，很難寄望“草樣年華”中留守的一代，是有夢的一代。少年強則中國強，少年智則中國智，而沒有了夢想的5800萬“被留守”的孩子，如何撐起一個強大的中國？專家言論并非聳人聽聞：如果無視留守兒童，我們將迎來情感殘缺、社會和家庭責任冷漠甚至充滿反社會傾向的一代。
與此同時，留守兒童的問題，也考驗著一個社會的良心。因為，他們雖然人數巨大，但他們力量微弱，他們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寄望于別人的改變。很多人雖然意識到留守兒童問題的嚴重，卻缺乏切身體驗，留守的生活離他們很遠。越是這樣，越考驗著社會的良心，一個健康的社會無法甩下那貧瘠凋敝的一大半而獨自高歌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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