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兒童到底需要什么幫助?
2012年04月18日
幾乎每天下午三點左右,謝曼都會急匆匆地穿行在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區逼仄的街道中。四點放學后,城中村里一些“無家可歸”的孩子就會涌入她工作的“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站”。
2011年5月,英語專業碩士謝曼畢業后放棄了上海的高薪工作,成為中國發展基金會“關注流動兒童、促進社會融合”的項目官員。在不足100平方米的工作站中,她和同事希望能和“黑網吧”、“社會上見不得陽光的勢力”爭奪城中村里的孩子。
在謝曼看來,“上網也好,做作業也好,看書也好,那些孩子只要不在街上游蕩就行。”和謝曼所代表的中國發展基金會合作的,是負責船房社區治安的昆明市西山區西華派出所。
觸動西華派出所教導員鄧剛策劃“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站”的事件是,有一次,派出所抓了12名正在實施盜竊的犯罪嫌疑人。可審訊后,派出所不得不釋放了其中的11人。因為他們都只有十一二歲。當派出所要求父母來領孩子時,很多父母都以在工地干活、“走不開”為由拒絕了。
鄧剛手里的數據是,船房社區至少有8萬流動人口居住,保守估計,未成年人的數量在兩萬左右。他們有相當一部分處于失學、失管的狀態。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前有2.3億農民工進城務工,跟隨他們進城的流動兒童大約有2000萬。中國發展基金會秘書長盧邁說,這些在城市社區居住的流動兒童面臨著教育、貧困和社會邊緣化等諸多問題,直接影響著他們的行為、心理和職業技能的發展。今天的流動兒童,就是未來所在城市的新市民和勞動力。他們的社會融合問題,關系到所在城市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穩定。
在盧邁看來,究竟該如何幫助流動兒童,社會亟需給出答案。中國發展基金會和西華派出所的合作,就是一種嘗試。4月初,微軟中國公司也加入到這項合作中。中國發展基金會希望能厘清,在對流動兒童關注和幫扶過程中,企業、社會組織、政府各自應發揮什么作用。
流動兒童最需要什么幫助
不到100平方米的船房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站”被劃分成圖書室、網吧、庇護室、心理咨詢室等幾個區域。服務站至少能讓船房社區的孩子每天放學后有地方呆一會兒,畢竟他們大多數家庭都是四五口人擠在一個二三十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放學之后,除了“黑網吧”,就只能在街上閑逛。
但一個百平方米左右的服務站,對一個擁有兩萬左右未成年人的城中村來說,只能是杯水車薪。
2011年下半年,謝曼曾對社區的35名未成年人進行隨機登記。希望對他們的需求跟蹤摸底,看看社會究竟需要給予他們怎樣的幫助。
可沒過多久,絕大部分孩子的電話就打不通了,他們的父母也聯系不上。“最合理的解釋是,他們又隨父母流動走了,這就是他們的生存狀態”,謝曼說。
船房社區有4所學校,只有一所公立小學,其他3所民辦學校,都是小學初中一貫制的。根據謝曼的統計,在3所民辦學校中,低年級每個班還有五六十人,到了初中,每個班大概只剩下20人左右。
一開始,謝曼以為是因為經濟問題,城中村的孩子輟學。后來才了解到,學校沒有吸引力、老師素質偏低都是城中村未成年人初中輟學的主要原因。
而負責社區治安的西華派出所警官鄧剛擔心的,是城中村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特別是年齡在12歲~18歲的青少年,既處于叛逆的青春期,又疊加上失學、失管等因素,很容易被社會不法分子吸引和利用。
鄧剛曾對很多因打架、偷盜被派出所控制的未成年人進行過調查。讓他吃驚的是,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認為自己人生的目標是當大款、開豪車。“他們大多數就只念到小學畢業,在當今的社會現實下,沒有一技之長又想實現理想,就只能走違法的途徑。
在盧邁看來,城市流動兒童的心理問題比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更嚴重,也更值得關注。在城市里,流動兒童更容易產生心理失衡問題。比如,與船房社區一墻之隔的就是昆明市的一個豪華小區,距離社區里民辦學校幾百米遠的地方,就是云南省的青少年活動中心,民辦學校里是斑駁的墻壁和破舊的課桌椅,而青少年活動中心里有鋼琴、有籃球場,還有游泳池。
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秘書長黃浩明說,他們曾經和多家民間機構一起做過研究,認為流動兒童需要兩個層面的幫助:一個層面,是心理方面的,另一個層面的幫扶是提供技能培訓。
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如何發揮作用
根據不同的年齡階段,中國發展基金會設計了不同的幫扶計劃。比如,對學齡前兒童,設計的是免費上幼兒園計劃,對小學階段的孩子,設計的是在民辦學校開始興趣班的活動。幼兒園和興趣班的效果都很明顯,讓他們最頭疼的還是12歲~18歲的失學、失管群體該怎么幫扶。
最初設計的方案是,由中國發展基金會籌集基金,資助失學、失管群體去附近的職業中學學習,學費和生活費都有著落了,卻響應者寥寥。
謝曼說,一開始他們去聯系附近的職業學校時,對方很高興,說現在職業學校的就業形勢很好,有多少學生他們都愿意接收。謝曼也信心百倍。她認為,船房社區那么多半大孩子,又有人資助學費和生活費,每年送百十來個孩子上職業學校不是什么難事。
最終的結果讓謝曼吃了一驚。2011年10月份,發出去4000多份登記表,最后只有兩個孩子報名上了職校。
之后,謝曼和她的同事也在反思,一個原因可能是,去年登記上職業學校已經是10月份的事了,很多城中村的孩子畢業以后,已經找到自己的定位;再有,第一次有這樣的資助,很多孩子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家里也沒有大人拿主意,所以關注的人不多。如果今年在孩子們畢業之前發放登記表,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今年4月,微軟中國也加入到船房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站“的建設中,他們為服務站提供了電腦、最新的軟件,還有培訓。這家企業還和社區里的一所民辦學校合作,設立社區學習中心,除流動兒童外,成年人也可以在社區學習中心學習計算機技能。
在盧邁看來,船房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站“當下的運行模式值得關注。在這個小小的服務站中,既有政府部門,也有社會組織和企業的身影。
盧邁認為,在解決流動兒童的問題上,政府的職能是提供普遍均等的服務,比如,流動兒童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就該政府埋單。一個值得提及的問題,在船房社區,只有一所公立學校,能擠進這個學校的流動兒童就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而剩下的三個民辦學校,早已背離了教育服務的初衷。在那里,校長不叫校長,叫老板,是學校的出資人。
而企業的力量在于,他們掌握先進的技術,也有資金,可以發揮自己在某一領域的專長,為流動的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訓。(本報記者 劉世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