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成農村兒童發育不良
2012年10月25日 來源：工人日報
3月11日，福建省政和縣楊源鄉茶林村，兩歲多的女孩小靈與爺爺奶奶在一起生活。 懂事的小姑娘已經會跟著大人到菜地幫忙。她的爸爸外出打工，媽媽在她8個月時離開了家。她2歲3個月，身高82厘米，體重10.5公斤(正常標準值：身高88.3厘米，體重12.1公斤)，屬于嚴重營養不良發育遲緩。郭鐵流 攝
一盒奶、一個鹵蛋，2元5角；一個面包、一袋牛奶，3元9角……錢雖不多，但這樣的營養加餐使越來越多的農村兒童面色紅潤起來，身體也健壯了不少。
不過，這些營養改善措施尚沒有扭轉這樣的局面：我國兒童營養狀況城鄉差異明顯，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村兒童營養問題突出，其中以留守兒童尤為嚴重。
記者從10月18至19日召開的第三屆反貧困與兒童發展國際研討會上獲悉，我國農村地區兒童低體重率和生長遲緩率約為城市兒童的3～4倍，貧困地區又為城市的6~8倍。僅2010年，6～12個月農村兒童貧血患病率就高達28.2%，20%的5歲以下貧困地區農村兒童生長遲緩。
“人力資本的質量是決定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如果到了成年后才試圖補救兒童早期發展階段的不平等，那么不僅效果不如早期干預顯著，而且成本更高。”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此間表示，營養不良不僅僅是健康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兩成農村兒童發育不良
“中國每年的新生兒有1600萬，其中約有60%生活在農村。而由于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謀求生計，3歲農村兒童中有三分之一成為留守兒童，他們大多集中在偏遠的貧困地區。”全球健康與兒童發展咨詢顧問楊一鳴話語中充滿焦慮。
楊一鳴說，我國農村兒童的發展受到許多因素威脅，如糟糕的衛生、營養、養育水平。在6個月的農村嬰兒中，超過三分之一患有貧血；2歲農村兒童中，高達21%的孩子發育不良。在楊一鳴看來，如何確保生命起點公平，是一個嚴峻挑戰。
“很多時候，土豆和黃豆就是他們唯一的蔬菜。”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調查發現，我國農村地區兒童蛋白質和微量營養素攝入不足，營養不良現象嚴重，缺鐵性貧血發病率高。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地區兒童身高比城市兒童身高平均低4～5厘米，體重輕3.5～4.5公斤。與此同時，農村兒童維生素A缺乏是城市兒童的4.5倍。
營養不良最為嚴重的后果是：死亡。世界貿易組織報告顯示，35%的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跟營養不良相關。而在中國，這一數字為20%左右。
因此，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貧困地區兒童的營養惡化，特別是加大了財政投入力度。
2011年秋季學期，國務院決定在全國22個省(區、市)的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699個縣試點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惠及2600萬學生。初步測算，中央財政將每年為此補貼160億元。
2012年10月15日，衛生部又宣布將在10省(區、市)集中連片困難地區的100個縣發放免費營養包，近30萬半歲至2歲貧困農村兒童受益。
但教育部財務司副司長田祖蔭坦言：“‘營養改善計劃’任重而道遠。”
斷開的營養政策鏈條
田祖蔭表示，在我國農村實施營養改善面臨著龐大的群體。農村義務教育在校人數為1.3億，相當于兩個英國的人口規模，是名副其實的義務大國。加之，平原、山區地理差異大，民族構成眾多，學校食堂硬件不足都使情況更為復雜。
“第二個問題是補助標準比較低。”田祖蔭說，中央財政按每生每天3元的標準為試點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只是定位在基本補助，帶有扶貧款的性質，這樣一個標準在少數地方可以解決吃飯和吃飽的問題，但在很多地方談不上營養。
更令田祖蔭感到擔憂的是“安全隱患大”。從田間到餐桌，涉及到食材采購、交通運輸、儲存加工、分餐就餐等各方面工作，單靠學校很難做到有效控制。今年以來，中西部地區7個省已先后發生了10多起食品安全或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與此同時，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調研中發現，我國農村兒童特別是留守兒童的營養政策鏈條存在斷點。
“目前我國針對2～5歲貧困地區農村兒童的營養干預完全沒有。”該基金會一位工作人員表示，6歲以前的營養狀況對于兒童的成長至關重要，但營養改善計劃只針對義務教育階段，并沒有包含學齡前。
更令工作人員感到無奈的，大多數農村教育管理者、校長、教師和家長缺乏營養健康知識。他們在一些貧困縣調研時看到，留守兒童多由祖父母或親戚照顧，一些老人會將免費發放的牛奶雞蛋，換成乳酸飲料給孩子喝，“他們認為雞蛋是‘發物’，孩子吃多了不好！”
消除貧困從“預分配”開始
貧困，是造成農村兒童，特別是留守兒童營養缺乏的主要原因。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指出，我國目前仍然有1.28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貧困發生率為13%。據推斷，農村0～10歲之間的兒童，約有2600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李實認為，應從多維角度看待兒童貧困，特別是將農民工子女營養和教育問題作為政府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看待兒童貧困問題，不能僅看以收入、消費為核心的絕對貧困標準，而是關注兒童發展條件的差距，包括教育、醫療、營養、社會救助和保護等各方面。”李實認為，城市兒童與農村兒童發展條件上的差別，帶來了未來更大的就業和收入上的差異性，整個社會的收入差異也很難被縮小。
李實指出，目前此種差異性體現在城鄉、地區、性別、民族之間，在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中尤為突出。
“不應該僅僅看到收入的重新分配，我們應該有更廣闊的視野，通過‘預分配’來實現公平，即注重培養人的技能和能力。”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克曼更善于從人的生命周期研究“成本效益”。他認為，社會回報最大的投資是對生活在家庭養育環境不利的弱勢兒童的投資，這對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社會公平，從根源消除貧困具有重大意義。
海克曼進一步解釋，一個社會的表現取決于勞動者的能力和功能的發揮。如果這些能力低下，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對于農村貧困兒童而言，實施高質量的早期干預措施，可以幫助減少不平等，促進教育，減少犯罪，同時也能促進他們發展認知和技能，進而提高勞動生產力。
專家們認為，隨著城市化不斷推進，我國現有的5000多萬留守兒童在未來20年將陸續進入城市，成為勞動力市場主力。他們當前的營養、健康和教育狀況將直接關系到其未來的身心素質和社會生產力水平。
“投資于兒童，無論在經濟增長還是道德層面上都勢在必行。”海克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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