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如何預防虐童事件發生
2012年11月5日 來源：新京報
提著耳朵將小孩提離地面，將小孩扔進垃圾桶，用膠帶把小孩的嘴粘住……浙江溫嶺城西街道藍孔雀幼兒園“幼師虐童照”事件引起社會關注。而被網友曝光的浙江溫嶺虐童女教師顏某，因涉嫌尋釁滋事罪，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這次事件也再次引發一些法律專家的呼吁：在我國法律中增加“虐童罪”這樣的罪名。那么，其他國家在兒童權益保護方面，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鑒？
防治前提：
對相關信息翔實分析
美國、日本等國家對兒童虐待信息都有翔實的數據統計，而我國沒有就虐童問題展開過成體系的研究與統計。
我國雖然自上世紀90年代已經開始重視虐童問題，但一個令人驚訝而尷尬的問題是，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就虐童問題展開過成體系的研究與統計。雖然我國和兒童福利與服務相關的機構眾多，有國務院各部委相應的兒童工作部，如民政部兒童福利處、衛生部婦幼保健司，還有全國青聯和共青團組織少年部，婦聯也設有兒童部。但直到2010年，中國的兒童福利信息系統才建立起來。
這就導致當媒體或公眾甚至是研究人員談論虐童問題時，缺乏嚴謹的數據和資料。比如在中日兩國研究者共同撰寫的論文《中日兒童虐待狀況的分析與比較》中，就不得不通過“在兩國出版刊物上統計兒童虐待案例”的辦法收集數據。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公布的，“據推算，中國受虐待兒童數，可以千萬計”這樣的模糊說法，竟是依托網絡調查樣本分析得出。
而在國外很多國家，都有專業的政府部門或機構，從事這樣的信息搜集和分析，這些數據都對社會公開。
在香港，社會福利署也會每年公布虐童情況數據，而且他們公布的速度更快。今年8月1日時，就已經將上半年的數據公布出來了。
令人遺憾的是，一些國內媒體每看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布虐童數據時，就驚呼“日益嚴重”或“創歷史新高”。實際上，完全沒有統計資料才是最可怕的，無的放矢，怎談防治？
法律規范：
各項規定日趨細致嚴格
防治虐童的法律，美國和日本一樣，都是朝著“越來越嚴”的方向去的，舉報的人員范圍越來越大、虐待的標準也日趨嚴格。
美國社會開始重視虐童問題，是因為一名叫瑪麗·艾倫·威爾遜的小姑娘。她被養母毒打虐待將近8年，然而當社會各方準備組織營救她時，卻遭遇了“沒有保護受虐兒童的法律，卻有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尷尬現狀?，旣惏附Y束后，美國迅速開展了相關的法律體系建設。
1963年，美國政府兒童局制定了舉報法范例。1974年時，美國通過了《兒童虐待預防和處理法案》，該法要求各州都要建立強制報告制度，規定了虐待與忽視最低的定義。1984年，《兒童保護法案》通過，比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還早5年。
在美國防治虐童的相關法律中，最有特點的一條是“強制報告制度”。報告的人員范圍在不斷擴大，舉報的內容也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細化。另外，大多數州要求“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懷疑”一個兒童受到了虐待或忽視時也要舉報。其中還規定，對兒童有責任的人或組織面對虐待和忽視時要舉報。對于知情不報者，法律上也規定了相應的懲罰。
于是，我們經常聽說一些這樣的例子：剛去美國不懂規矩的華人，在家里剛“管教”一下孩子，或者只是去超市購物把孩子忘在了車里，就立刻會被警察圍住，被當成虐童嫌疑人，十分尷尬。正是因為在這方面，美國可是一個不折不扣愛“打小報告”的國家。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國的兒童保護法案十分嚴厲，在比較嚴重的狀態下，法庭可以下令禁止施虐者回家，如果事情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兒童將被帶離家庭。
更令人感動的是我國香港編制的《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其中有這樣一些細節——“首要確保有關兒童的實時安全”、“不應要求懷疑受虐的兒童在不必要的情況下，向不同人士或在不同場合重復描述受虐事件”，而關于如何判定父母對兒童“疏忽管理”，《指引》里從“身體物質指標”和“行為指標”兩方面規定了二十多條標準。這與我們制定的“宏大敘事”的未成年人保護規定，形成了鮮明對比。
建構體系：
動員社會多方力量參與
防治虐童的保護體系，既包含相關的法律框架，還需要大量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和支持，社會力量乃至更細微的社區力量被整合進來。
翻閱2011年香港虐童統計可以發現，有55%的施虐者，都是受害者的父母。不約而同的是，美國現行的兒童保護措施，也是盡量以家庭服務為基礎的。因為實踐證明，家庭始終是孩子成長的最佳場所。
這就難免會存在政府所無法觸及的情形，即便法律再完善，也沒法確保所有的角落都被公平與正義照耀。于是，社會力量乃至更細微的社區力量就必須整合進來。
令人吃驚的是香港，其兒童虐待防治工作主要由社會組織承擔，從服務數量看，社會組織(社會福利機構)大約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會福利服務，而剩下的五分之一才由政府(社會福利署)提供。而更有意思的是，政府與社會組織除了是協同關系外，還是一種商業伙伴關系：政府通過招投標方式，擇優雇用社會組織進行項目實施。社會組織以企業模式經營，并要面對來自其他同類組織的競爭。市場的力量，在香港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防治虐童的保護體系，既包含相關的法律框架，還需要大量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和支持。與一些擁有成熟保護體系的國家相比，我國對兒童的福利服務多集中在助學幫困方面，對虐待防治問題重視不足。不僅尚未建立有關兒童虐待的監測和報告系統，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嚴重缺失，系統的兒童保護體系尚待完善。新京報記者 李慧翔
美國
舉報虐童人人有責
在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下設的兒童及家庭管理局，自1995年起，每年公布全國被虐待和忽視的兒童狀況。他們提供的數據不僅將受害者按照年齡、種族、性別等屬性進行了劃分，還將施害者同樣進行了統計，并計算了兩者的關系。公眾可以在相關網站上動態地瀏覽每個州的數據。
在虐童“強制報告”方面，早期的報告主要來自醫生的舉報，因為只有醫生才具備相關被虐待的醫學癥狀的知識，他們會在發現孩子身體受到傷害時進行舉報。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州的法律都拓寬了舉報人的范圍，主要擴大到一些與兒童有密切接觸的專業人員，如幼教、中小學學校老師、警察、機構保姆、一些照顧孩子的特殊社會服務機構人員等。
報告的內容也在細化，美國最早僅僅要求對殘暴毆打和身體傷害進行舉報，后來則要求身體虐待和忽視都要舉報。如今的舉報范圍則更加寬泛，如兒童處于人身危險、兒童沒有得到必要的照顧和監管、兒童經歷嚴重的情緒問題等。
資金來源方面，美國通過傳統的法律撥款程序，給州提供專項資金，用于建立預防兒童虐待和忽視的項目。各州都在想辦法增加兒童信托基金的收入，特別是一些附加稅，比如像結婚、出生、離婚等交的費用，或利用州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使人們自愿捐贈。資金完全采取收支分離，嚴格進行監管，且會特別標注這些資金專門用于預防兒童虐待和忽視。
日本
社會組織積極干預
在日本，厚生勞動省兒童虐待調查研究會、大阪兒童虐待調查研究會、全國兒童相談所等政府部門或機構都在關注虐童問題。自1991年開始，東京成立了虐待防止中心，開始對兒童虐待信息情報進行統計。日本厚生勞動省從1990年開始對兒童虐待數據進行了統計，并逐年公布。
2000年，日本公布并實施《虐待兒童防止法》，經過4年的使用后，在2004年進行了部分修改。和美國一樣，日本的法律也是朝著“越來越嚴”的方向去的。比如在修改前的虐待標準中，規定了“如果發現有虐待的必須舉報”，修改后就變成“認為有虐待的必須舉報”。同時，語言暴力也被列入虐待標準。
日本的社會力量在應對虐童方面，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如1998年在日本成立的“兒童虐待思考協會”，就以兒童虐待為題材制成漫畫，向志愿者介紹虐童工作現狀。各地的非營利組織還設立兒童訪談熱線，與一些兒科醫生、心理醫生、社會工作者聯網，及時傾聽虐待兒童的舉報。此外，有關防止兒童虐待工作的講座、研討會、報告會、經驗交流會、論文發表會、學會等集會也在日本全國各地經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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