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探索農村集體產權改革
2012年11月15日 來源：半月談
“人人有份，實則人人無份。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改的就是這個。”上海市郊閔行區九星村原村黨委書記吳恩福對半月談記者這樣說。他所在的村，17年前就起步探索這一改革。
“人人有份，實則人人無份”，其實質就是集體產權的不明晰。上海市農委人士說，這就像一扇擋在農民和集體資產之間的“玻璃門”。改革就是要消除這扇“玻璃門”，讓農民面對集體資產，不僅看得到，而且“摸得著”，能夠共享資產的收益。
“急不得、慢不得”
對于農村集體產權的改革，吳恩福的最深體會是“六個字”：“急不得，慢不得”。
“慢不得”，是對改革而言。經過多年發展，村鎮集體積累了巨額資產。這份資產如果繼續產權不清，管理缺乏透明度，農民就會疑惑；一旦發生資產流失問題，勢必形成農村的不穩定因素。“急不得”，是對于具體操作而言的。這個改革“太復雜了”，沒有親身經歷過，就無法切實體會到。
吳恩福給記者看改革時設計的一張農齡統計復核分析調整單。他說：“這張表格實在應該申請專利。這里面考慮了農民各種各樣的情況，包括共性的，也包括個案的。”單單農齡統計這一項基礎工作，就要對應多少歷史情況、家庭情況甚至是“千奇百怪”的特殊情況，還要經過反復核查、張榜公示、簽字確認等手續和程序。
上海市農委主任孫雷說，目前在大城市郊區，農村集體經濟已經有了新型合作經營的內在要求，方向是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在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過程中，牽涉農民的財產利益關系，是一種“利益確認和再調整、再平衡”的過程，所以試點探索的基本規律是各方互動、認真謀劃、謹慎推進，千萬“急不得”。
上海在全國較早探索開展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將集體資產以股權形式量化到人，并按股進行收益分配。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再加上集體經濟的持續發展，產權制度改革不斷推進，形式也不斷創新。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改制形式上，目前滬郊的試點地區已由存量折股型為主，逐步豐富為存量折股型、增量配股型、土地入股型等多種形式并存。
在登記形式上，由有限責任公司為主，逐步發展到社區股份合作社，正在探索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等登記形式。在改制層面上，由村級集體經濟改制為主，逐步拓展為村聯合改制、鎮村共同改制、鎮級改制等多個層面。
不能簡單地“一分了之”
吳恩福不同意把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簡單歸結為“分資產”，更不能“一分了之”。改革了，但集體經濟不能“散伙”。
九星村沒有搞土地出讓這樣的“一錘子買賣”，而是守住村里的集體用地，“不建洋房建廠房”，為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留下最為珍貴的土地資源。隨著上海近郊的深度城鎮化，九星村在土地和廠房資源的基礎上開辦后來在全上海都有名的“九星市場”。目前入駐的五金、燈飾等商戶超過8000家，去年銷售額超280億元。
對上述做法，吳恩福形象地稱之為“種磚頭”。他說，過去農民種地，一茬又一茬。如今在土地和廠房資源的基礎上經營市場，就像是“種磚頭”，也要一茬接一茬，讓村級經濟有可持續發展能力。
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讓村民在其中所享有的份額更明晰，也能“一茬又一茬”，建立村民財產性收入的長效增收機制。但如果“一分了之”，還怎么談得上這些？
上海市農委人士也認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歸根結底是清產核資、產權明晰，保障集體經濟組織每個成員的合法權益，在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的過程中，讓農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從這個根本上來說，資產量化、股份到人，就是要保障農民的長期收益權。簡單地“賣光、分光”，只能是短期收益，談不上長期收益權，農民難以共享經濟社會長期增長的效益。
記者在滬郊城鎮化程度較高的閔行區了解到，就算是一些已經撤村的地區，在集體產權改制過程中，選擇以入股形式兌現量化資產的村民還是“大頭”。畢竟，選擇現金兌現，難以獲得長期收益。
當前，上海的探索還在深化。孫雷告訴記者，上海已由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改制為主，向探索鄉鎮級集體經濟組織改革試點推進。在率先嘗試鄉鎮一級集體資產產權改革的松江區，去年已在全區范圍內全面推開。
改制后村干部
“請人吃飯也要多考慮考慮”
在采訪中，閔行區農委相關負責人王彩儀說，凡是經過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村，都有一個可喜現象：干部“請客吃飯，需要多考慮考慮”。因為村里的招待費在村民監督之下，沒有理由地花，到時候就難以交代。
上海市農經站站長方志權說，農民信訪，一般都集中在土地和集體資產處置的問題上。從治本角度來看，只有明晰產權、明確主體，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民主自治權利，才能有效預防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中的不規范行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與農村社會管理體制創新連在一起的。
從上海的探索實踐中可以感受到，至少有三個關系，需要始終關注和把握：一是政府推動和村民自治的關系。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推動，同時也一定要尊重集體經濟組織大多數成員的意愿，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則，使改革成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自覺要求。
二是成員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改制后的集體經濟組織是一種按份共有的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既對成員(股東)利益負責，又對地區集體經濟發展負責。改革后的集體經濟組織，要建立完善的治理結構和制度，加快形成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式。同時，要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讓成員共享改革的收益和成果。
三是產權制度改革與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關系。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要從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高度來整體謀劃和推進。
產權制度改革后，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和村經濟組織應發揮各自職能，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新的集體經濟組織要在村黨支部的帶領下，集中精力從事集體資產的經營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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