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建立農民工博物館
2012年11月30日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記住“農民工”
一座城市用一座博物館紀念那些默默付出的城市建設者——農民工，這被公眾叫好。但對孫志剛事件等選擇性回避，也讓公眾感到不解，如何真實而客觀地呈現農民工的歷史，博物館才剛剛開始
53歲的農民工李會成不會想到，在這座已生活了19年的城市里，居然要為他們建一座農民工博物館，而十幾年前自己的一封家書也成了珍貴的“文物”。
在中國，很少有哪個城市像廣州這樣與農民工的關系如此密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數據顯示，僅珠三角地區吸納的農民工就占全國農民工總數的30%，農民工已成為這片中國經濟版圖上活力旺盛地區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于是，廣州希望以農民工博物館的方式向這座城市的建設者致敬。但其展出內容的偏頗也引發了公眾的關注。
選址馬務村
2011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希望建立一座農民工博物館，集中展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的工作生活狀況及對城市建設的重要貢獻。
根據汪洋的構想，廣州市率先提出在市區選取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建立農民工博物館，并依據修舊如舊的原則進行建設。領導的重視效果明顯，先后有17個城中村躍躍欲試。最終，地處白云區的馬務村脫穎而出。理由是，馬務村的“城中村”味道最濃，在廣州的產業結構調整中，這里也比較典型。
馬務村原是著名的工業園區，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不少知名電器就產于此。籌建組選中一座面積近5000平方米的四層高的舊廠房，經過改造裝修計劃作為博物館的主體建筑。不過，此項目在投資上一波三折，原本廣州市委市政府計劃投資4.3億元，但最終調整為2.3億元左右。
即便如此，農民工博物館展品征集辦公室還是如期成立，由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牽頭，共抽調65人進行參與博物館的籌備工作。
根據2012年4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1年中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已超過2億5千萬人。如何在有限的環境中反映如此龐大的群體，展品又該如何征集？農民工博物館展品征集辦公室主任張寶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委托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制定了一個詳細了征集展品的大綱。張寶穎以征集展品的特性將工作人員分為社會組、市外組、區縣組等七個小組開展征集工作。“上級要求9月就要開館，但對于工作人員而言，這是一個陌生的領域，大家都需要時間學習和消化。”
按照征集大綱分類，七個小組征集的展品范圍廣泛，包括農民工生活學習上的資源，甚至是農民工使過的、有價值的生產工具等。最終，征集辦公室征集到三萬五千多件物品。
接下的布展同樣頗費心思，按照大綱要求和實際情況，館內大體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名為孕育與發展，以時間為主軸，從改革開放到百萬農民工闖廣東，再到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歷程；第二部分名為走近億萬農民工，分為勞務篇、生活篇等10個篇幅；而最后一部分叫做體驗與服務，既提供法律咨詢，也強調與觀眾的互動。
張寶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博物館由廣州市政府投資，由白云區政府負責管理，企業從中參與，半年之后白云區政府工作人員撤出，完全交給企業運作。“就是政府主導，社會參與，企業運營的模式，同時保證博物館永久性免費。”
捐出暫住證
五千多件展品中，幾十封書信頗引人注目。其中，二十余封寫于1994年的情書引起參觀者的興趣。這些均是18年前，廣州利工民針織廠的重慶萬縣籍打工妹賈桂寫給男友曾桂林的“兩地書”。盡管信中不少錯別字，但一封封書信記錄了兩名農民工初入城市的困惑、感情和真摯的愛情。兩人在1997年結婚，情書旁一張三口全家福照片讓這份幸福增色不少。
“農民工用過的物品雖然算不上文物，但他們思想情感方面的陳列品最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鳴，還能從中反映出時代的變化。”展品社會征集組組長、廣州社科院歷史學專家邢照華對此評價道。
比如，在廣西農民工李會成19年前的信中，他不厭其煩地向父母解釋出門打工的原由，而幾乎每一封信都表達了對兒女學習成績的擔心。“那個時候父輩對于年輕人外出打工還是不太理解。” 李會成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雖然當時沒有“留守兒童”這個詞，但這個問題已經顯現出來了。而李會成的堅守和打拼也有了回報。2011年，通過廣州的積分入戶政策，他全家均申請到廣州戶口。
64歲的農民工游木春則沒有這么幸運。19年前，他從福建平和老家來到廣州靠給面包店送貨過活，每個月二三百元的收入。由于種種原因，他與妻子至今沒有取得廣州戶口。
在看到征集展品的媒體報道后，游木春捐出了勞力調配介紹信、伙食記錄本等90多件物品，其中僅各種版本的暫住證就有10本。
“這是當年農民工的集體噩夢。”說起暫住證，游木春仍唏噓不已。在游的記憶中，來穗第3天即辦了暫住證，當時辦理費用每人每月只要5元，而三年之后，就漲到了30元錢。“因為太貴了，我們8個人住在一起，但只辦了4個。”
在那個年代，沒有暫住證麻煩不斷，治保隊員每個月平均要進戶查兩次，如果被查到，就會被抓起來并送到收容遣送站，還會被打。游木春說，“治保隊員一敲門，同屋的就會讓沒證的人順著梯子爬進閣樓躲起來，再將梯子撤走。”
2000年，游木春的兒子因未隨身攜帶暫住證被帶到附近的黃村派出所，直到游木春把暫住證送過來，人才被放了出來。而三年之后，因為未辦理暫住證，武漢籍青年孫志剛被治安人員帶至黃村派出所，后被轉至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被以“三無人員”收容，最終被人毆打致死，引起輿論強烈關注，一時轟動全國，已是后話。
在游木春看來，暫住證是那個年代農民工群體的痛楚和記憶，能夠引起共鳴，最具有展出的價值，他將當年十個不同時期和版本的暫住證全部捐了出去。
“應該展示我們的抗爭”
捐出10本暫住證的游木春并沒有高興太久，他參觀農民工博物館后就發現，證件展柜中擺滿了就業證、安全培訓證等證件，而他捐的暫住證只擺了一本。“只展出一本怎么能代表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歷史呢？”
在此之前，游木春還捐贈過兩份手寫的行政上訴狀——他因未領到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交通補貼將廣州市政府告上法庭。在他看來，一個農民工敢將市政府送上被告席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可展品征集辦公室并不買賬，拒收該物品。
更令他不解的是，博物館大多展現農民待遇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政府對農民工的關心，而缺少農民工對資方的抗爭和受到的委屈。“那也是最真實的農民工，才是最觸動靈魂的內容。”游木春說。
20歲的大學生陳祥(化名)參觀之后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現在中山大學讀大三，平日關注農民工群體，曾在富士康“臥底”一周。博物館給他的直觀感受是：盡管都羅列出了國家相關政策的變遷，但并沒有將政策變化的背景事件展現出來，“雖然博物館列出了國家廢止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只字未提這背后的‘孫志剛事件’。”
陳祥希望官方應有所回應，便給廣州市建委寫了一封政府信息公開的申請信，要求公開博物館的建設規劃以及征集和篩選展品的原則。他的申請就是為了搞明白一個問題，在展品選擇上為何避重就輕，對農民工生活的真實境遇視而不見。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孫志剛事件”本在布展之中，但由于公關機關不允許調該事件檔案而被擱置。“可能還是因為敏感。”一位參與博物館策劃的官員向《中國新聞周刊》感嘆道。
10月23日，廣州市建委聯合7個部門，邀請陳祥召開了一次情況說明會。為了增加說服力，陳祥叫上兩個因工傷失去手臂的農民工和一名因塵肺病去世的農民工家屬。
對于陳祥的問題，展品征集辦主任張寶穎坦言，展品的調整要與創作團隊進行溝通，他并不能決定展品的內容和形式。隨后，陳祥遞交了一份建議信，提出八項建議，希望在博物館中增加孫志剛事件、南海罷工事件以及富士康12連跳等反映農民工辛酸、抗爭以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內容。陳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場的負責人表示會認真考慮采納他的建議。
10月18日，農民工博物館副館長馮耀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些觀眾也提出博物館缺乏農民工抗爭的內容，他們會根據觀眾建議適時調整。
在邢照華看來，農民工博物館的建立本身就是對這一群體的尊重，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但從征集到開館時間緊迫，達到如今的程度已實屬不易，“博物館的諸多方面不可能一步到位，這需要各個方面一起努力，使其不斷完善，成為令百姓滿意的博物館。”邢照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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