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幸福感略提升地位下降
2013年02月28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2年，中國農民工整體幸福感稍有提升，但與人際關系、社會參與、社會地位相關的幸福感數據有所下降。這是2月27日出爐的中國農民工“生存感受”2013年度報告中透露的信息。這項報告是對全國20個主要用工城市的2011名農民工進行電話調查后得出的。
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農民工整體幸福感67.9分，較2011年的65.9分有所上升。但在具體幸福感分類上，提升的主要是生活水平、健康狀況等生存需求的滿足感，而在社會參與、社會地位幸福感方面，數據出現了不小的下降：社會參與幸福感僅為52.9分，較2011年下降近5分，社會地位幸福感51.5分，較2011年下降4分左右。大多數農民工對因為社交缺失帶來的自身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下降感到失望。
“政府和社會都應該更關注農民工的生存感受。”報告主要分析者、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胡平說，這已經是人大心理學系與致力于服務農民工的公益網站工眾網第二次聯合進行的調研，“最終目的，是想為改善城市階層差異、改善農民工生存感受提供依據”。
“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城鎮化是最大的問題之一，而如何讓農民成為市民則是城鎮化的核心問題。現在，政府已經不能僅僅保障農民工的物質生活，農民工不僅要吃飯，還希望社會參與、需要精神方面的保障。”看完報告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俊秀說。
王俊秀認為，按照著名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理論，人的需要是分層次的，由低到高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但此次調查結果表明，政府已經不能按這樣的順序，一層一層地滿足農民工的需求了。現在，農民工把幾層的需求同時提出來了。”王俊秀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尤其是社會需求，已經成為影響農民工幸福感高低的重要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系主任葉裕民教授則用“非常高興”和“更加擔憂”來分析報告中的幾組數據。
“整體幸福感提升、81%農民工對未來有信心，這說明雖然農民工在城市生存仍然艱辛，但他們仍然保持著一定的樂觀、積極心態。”葉裕民告訴記者。
另外一組數據也讓葉裕民看到讓農民工更加幸福的可能。報告顯示：小學、初中、高中、大專、本科及以上五種學歷的農民工的幸福感指數依次為61.6、66.4、68.2、71.5、72.3，呈現依次上升狀態。“這說明教育還是對農民工起到正向引導作用的，要構筑農民工上升通道，最重要的還是教育，只要教育鋪開，農民工就可能會更幸福。”葉裕民說。
另外一組數據也讓人欣慰。在年齡與幸福感關系的調查中，胡平發現，年齡越低，幸福感越高，尤其是，16歲到25歲的新生代農民工，整體幸福感為68.1，高于年長者。
“但整個報告看下來，我還是擔憂多于欣慰。”葉裕民說，總的來說，農民工的幸福感雖然略有提升，但并沒有重大改觀，而且在社會階層上，分離更加嚴重，農民工對自身社會地位的滿意度比原來更低。
尤其在社會參與、社會地位等幾項與社會環境有較大關系的幸福感數據中，全都為50多分，“全部不及格”。“他們很努力，但在社會參與感、美好未來的可能上，顯得又無能為力，社會沒給他們足夠的空間。”葉裕民說。
社會關系層面的失落，使得農民工的負面情緒增加，這也令學者擔憂。超過40%農民工感到對生活、社會、工作無能為力，而在各個年齡階段的農民工中，經常有負面情緒的比例均超過50%。
葉裕民認為，不論是城市的政府或社會，現在對農民工的發展都不夠重視，“尤其是一些大城市，沒有很好地擔起責任”。報告中關于20個主要用工城市幸福感的排名顯示，農民工幸福感高低與城市經濟發達程度并無直接關聯，相反，北京、廣州、深圳、溫州等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排名墊底。
在農民工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南京以71.7分居首，緊隨其后的為青島、武漢、成都、泉州。而經濟狀況更好的幾個城市，排名均靠后，上海位列第十。“其中的原因很復雜，究竟是因為大城市管理者忽視了農民工的幸福，還是因為在經濟越發達的地方生活反差越大，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孫健敏說。
幫農民工擴大社交網絡，增加社會參與度，被視為改善農民工生存感受的重要手段。報告數據顯示，交朋友容易的農民工比交朋友不容易的農民工幸福感高出不少。
“收入高不一定幸福感高，人是社會的動物，表面上看，農民工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其實他們中很多人更看重情感、社交的需求。”農民工生存感受調查策劃者、工眾網總裁李久鑫說。幾年來，工眾網無償為打工者搭建“打工朋友圈”，并致力于幫他們獲得其他工友的幫助，提升其社會融入感和參與感，“效果很明顯”。
關注農民工的生存感受、階層意識、社會情緒尤其是負面情緒，創造條件倡導和正向激勵農民工參與社會——這是報告發布方在報告中對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的建議。“這樣才能真正讓農民工在城市里生活、工作得更有尊嚴、更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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