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進城還有多少路要走
2013年03月15日
全國人大代表朱良玉來北京打工20年了。他已經從一名普通的保安成長為北京保安服務總公司海淀分公司的總經理助理，每個月有5000元左右的固定工資，是公司里年輕保安的羨慕對象。可就是這樣，朱良玉依然覺得自己在漂泊、流浪，“離進城還有一定距離”。
朱良玉的這種感受，在2.6億名農民工中很普遍。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能否享受到城市的陽光？如何為他們進城后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3月13日，朱良玉和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郗杰英做客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搜狐網聯合舉辦的訪談，就這一話題進行探討。
朱良玉介紹，截至去年年底，全國保安已達430多萬人。這些人每月工資在1500～2000元之間，80%的人沒有保險，80%的人住在地下室，一旦生病，得不到保障。朱良玉的一個老鄉在北京某物業公司工作，得了白血病后因為公司沒有給他上保險，只能回家治療，效果很不理想。
“農民工進城后有很多困惑，比如孩子上學的問題、家里老人的問題、待遇問題、住宿問題、醫療問題……有諸多的問題需要解決。”朱良玉說。他對另一位農民工代表劉麗說的一句話感觸很深：“農民工在大城市里打工，干的是工人的工作，過的是流浪漢的生活。”
此外，41歲的朱良玉還注意到，和當年的自己相比，如今到城里打工的年輕人已經很不一樣了。那時，他“拿著一個鋪蓋走天下，兩眼一睜干到熄燈”。而現在的進城務工青年大多是80后、90后，他們有自己的訴求，想學到技術，尋找發展空間。
“如何能讓農民工享受到公平待遇，流行話語中說得最多的是‘條件、有序、漸進’，我們理解大城市外來人口涌入帶來的城市病，然而這些詞語不應該意味著改革遲緩。我們理解每一項改變都需要時間，但希望看到具體可行的路徑。”朱良玉說。
作為學者，郗杰英長期關注著這一群體。在他看來，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代農民工之間最大的差異在于，他們是到城里來尋找理想的，是最終想做城里人的。“他們的流動很多是不可逆的，并不是說賺完錢就回到農村去，他們對農村也不熟悉，有的連農活都沒做過。”
在他看來，如果解決不好這個群體所面臨的問題，會形成很嚴重的歷史包袱。
“他們已經是城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會保障、社會公共福利均等化應該把這些人也算在內。這不應該是‘額外’的事。”郗杰英說。他曾經寫過兩份提案，呼吁農民工子女接受平等的教育，呼吁農民工到城里打工后能解決同工同酬的問題。
郗杰英曾看到一位專家做過的測算分析，按現在城市的生活消費水平，一個農民工想要真正地變成市民，只靠他的打工收入，需要30年。“最重要的是創造制度環境。”他說，讓農民工兄弟姐妹能夠“工作有崗位，社會有保障，做人有尊嚴，未來有希望”。
郗杰英認為，保障房、廉租房應該把為城市做出貢獻的農民工也包括在內。同時，子女教育也是農民工群體關心的問題。他記得，曾有一位母親帶著自己的孩子來參加研討會，她對郗杰英說，我自己苦一點沒關系，可現在孩子在農民工子弟學校上學，以后還不知道怎么升初中。提起這件事，她忍不住直掉眼淚。
對于這個問題，朱良玉也深有感觸。他的孩子出生在北京，正讀初一，他希望孩子初三時，異地高考政策能切實推進，這樣孩子就不用回老家念書了。
在十八大報告里，朱良玉找到了一些積極的信號。他注意到“積極推動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這句話的表述中，沒有“義務”兩個字，他覺得這或許意味著學前教育和高中、高等教育的大門，都會向農民工子女平等敞開。
他還注意到，兩會期間公安部副部長黃明說，公安部將推動中等城市進一步降低落戶門檻，有序放開落戶；小城市和小城鎮放開落戶限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進一步完善落戶政策。這讓他看到了更積極、更具體的希望。
郗杰英則注意到十八大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推動中小城市發展。“我們要把中小城市發展起來，使這些城市也能夠容納外來務工人員在那里安居樂業，讓他們就地、就近城鎮化。”
同時，他也呼吁住在城市里的人改變觀念。他注意到，長達30多年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城里人很多“理所當然”的想法。比如在一些農民工子女多的公立學校，很多城里孩子就轉學了。“國家的現代化、社會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觀念的現代化，應該同步。”他說。
至今，朱良玉還記得，自己初到北京時，覺得這是個傳奇的地方。那時，他以為當保安就是當警察，如果能穿著制服衣錦回鄉，那會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可當他發現這份工作不僅辛苦、賺錢少，還要被業主罵“臭保安的，牛什么牛”時，差點兒就不想干了。
就在這個念頭冒出后不久，一天凌晨兩點鐘，朱良玉下夜班回家，走著走著，覺得身后有人一直在跟著他。朱良玉回頭一看，原來是個北京的大姐。
“大姐，你干嗎跟著我？”朱良玉問。“我看你穿著保安服，我有安全感。”她說。
這件事被朱良玉反復說了好幾次。他說，自己在那一刻體會到被需要的感覺，他挺起了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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