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農民工今年“在家”打工
2013年03月29日
臨近春節，早早回家過年的張桂玲已經下定決心不再回工作多年的東莞打工了。她告訴記者，近年來家鄉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招商引資的步伐很快，很多人都在家門口的廠子里找到了工作。
華夏時報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梳理發現，該縣近年來先后有十余家規模以上企業建成投產，已有兩萬名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實現就業。
鎮原的例子只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悄然變化的一個縮影。全國工商聯剛剛公布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形勢分析報告顯示，2012年前9個月，私營企業戶數增加最快的五個地區分別是貴州、青海、重慶、廣西、西藏，其中增長率最高的貴州達到45.7%，較低的西藏也達到19.2%，增速大大高于傳統的民營經濟發達地區廣東、浙江10.6%和6.2%的增速。
事實上，民營經濟東西部數量增長的變化還只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側面，近年來中西部地區經濟GDP增速正在快速超越東部發達地區，中國經濟格局正開始重構。
“回家”打工
張桂玲是一個五歲孩子的母親，她已經在經濟發達的珠三角打了八年工。之所以下決心不再背井離鄉，一方面是因為孩子漸漸長大，自己照顧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長，更重要的則是，近幾年她的家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少規模不小的企業都已經建成投產。
在企業戶數增加最快的貴州，一家包裝制品公司的經理湯文進告訴記者，他們的員工大部分都是沿海打工返鄉人員。由于很多是包裝廠的熟練工，因此上手快。這幾年公司發展規模不斷壯大，他希望更多的在沿海打工的老鄉都回來在家門口工作。
不僅在貴州，勞務輸出大省河南也在發生同樣的變化。兩年前結婚后，在北京打工的李增洋就開始給縣城的一家快遞公司代理點運貨。“現在一個月能拿到3000元工資，還能顧家，比在外出打工好多了。”他告訴記者。
一名浙江地區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其實他的企業也想給員工更好的待遇，但關鍵是企業的利潤實在難以提升。“我們廠的管理已經夠嚴格了，內耗可以說非常低，但只要國外稍有風吹草動，我們這里就傷筋動骨。”
他表示，農民工待遇低的更深層原因在于沿海企業目前的產業結構和增長方式。很多企業的出口產品沒有技術含量，附加值極低，企業只能賺到極少的加工費，這就決定了工人只能是低工資低福利。“如果我們的產業結構和增長方式不改變，那大幅提高農民工工資和待遇只是一句空話。”他說。
貴州省總工會副主席程安則認為，隨著勞動力供給結構的改變以及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崛起，農民工打工地點呈多元化選擇趨勢必將越來越明顯。
事實上，記者采訪發現沿海地區很多中小型企業已經開始了轉型之路，很多老板經歷“割肉”陣痛后，要么下大力氣提升技術含量，要么將廠子開到西部。
西部的機會
不僅僅是民營經濟，中西部地區GDP增速也逐步超過東部。
記者梳理31個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發現，今年貴州以14%的GDP增速預期目標“領跑”全國，上海以7.5%的增速預期目標“墊底”，全國延續“西高東低”的格局。經濟總量前五名中，只有江蘇和河南將今年的GDP增速目標設定為10%，廣東和浙江目標均為8%，京滬兩地更“保守”，北京的GDP增速目標為8%，上海為7.5%。
國內經濟下行至今，東部沿海部分地區工業企業開工不足，但西部卻逆勢發力，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顯著增長。而“西高東低”與東部發展到一定階段面臨諸多“瓶頸”有關。
從四川、河南這兩個曾向東部地區輸出勞務的大省的變化則可以看到產業轉移的跡象。來自四川省勞務部門的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四川轉移農村勞動力2100萬人，其中省內轉移1091萬人，歷史上首次超過向省外輸出的規模。而河南省2011年其農村勞動力省內就業就已經超過省外。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魏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表現在沿海地區十分成熟的低技術附加值、高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發展模式面臨較大的轉型升級壓力，經營收入規模和盈利能力明顯下降。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則表示，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之后，客觀上由于增長的基數效應以及資源約束、環境約束等多方面的原因，增長成本上升，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會比此前放慢。
與東部相比，西部地區更像一位晚熟的青年，在一定時候爆發出后發優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指出，西部地區具備良好的資源條件，能夠很好地發揮后發優勢，加上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中西部地區將迎來更多政策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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