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
2013年04月01日
住房困難
子女教育
婚戀壓力
懷揣走南闖北的打工經驗、有份月收入2500元工作的80后農村娃羅勇鴻，是“新生代農民工”大軍中的普通一員。和許多進城務工的年輕打工者一樣，羅勇鴻渴望能夠融入城市，而生活的壓力卻一點點蠶食著他扎根城市的夢想。
一份來自昆明市總工會為期兩個月的抽樣調查報告顯示：住房困難、子女教育成本高、婚戀壓力成為阻礙新生代農民工順利融入城市的“三重門”。
連日來，記者深入工地、企業中，走近新生代農民工，觸摸他們的打工生活和城市夢。
住房——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取下黃色的安全帽，拍拍身上的塵土，如同往日一樣，拖著疲憊的身子，懷揣“淘金夢”的“80后”農民工段楊明走進單位分配的集體宿舍里。
在這間房子里，放著一塊寬1.2米、長1.9米的木板，鋪上發黃的褥子和一張涼席，這是段楊明的床。往床尾的墻壁上打幾層木板，就可以堆衣物和碗碟。床對面的墻上再釘上兩個木架子，電磁爐和電飯煲一擺，就可以做飯了。只是，門一打開，人在里面轉個身都得小心翼翼。
小小的10平方米里承載的東西太多了，有段楊明的現實，也有段楊明的夢想。在這里，段楊明一住就是7年多。“我也想在城市買房。”段楊明說，“但是，這個想法實現起來會很困難。”盡管每月2500元的收入在這個群體中并不算低，但城市各種保障制度的漏洞卻令他一度失去“安全感”，買房的夢依然遙不可及。
工資是維持勞動者生產和再生產的基本保障，但目前普遍存在著新生代農民工工資待遇偏低的問題。據調查，昆明新生代農民工月收入1500元以上的僅占29.7%，1000至1500元的占43.4%，500至1000元的占26.4%，還有0.5%的每月收入為500元以下。41.7%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收入不夠用，44%的能基本維持生活，僅有6.4%的有富余能寄錢回家或儲蓄，還有7.9%的需要家里補貼才能生活。
然而，截至2012年11月，昆明房價均價為7388元/平方米，對于月收入在1500以下占到一半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這無疑是個天文數字。
“居無定所”成為這部分群體生活的真實寫照。在這份調查問卷中，租房、住工棚或集體宿舍成為絕大部分打工者的無奈選擇。而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希望政府能在住房上給予幫助的占到了一半以上。
“年輕人對獨立空間的需求是正常的，工廠10多人一間的宿舍也會對新生代農民工形成心理壓迫，讓他們除了工作，沒有隱私空間，沒有生活。”資深志愿心理專家惠安達表示，她很理解工人對宿舍的反感和對空間的需求。
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員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教授高萬紅建議昆明應盡快將農民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建設規劃，加大住房保障投入力度，把新生代農民工納入保障性住房的覆蓋范圍，取消申請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戶籍限制條件，多渠道解決新生代農民工住房問題。
婚戀——我也孤單，我也害怕，期待走出精神“孤島”
事實上，買房只是“進城”路上無數門檻中的一個，除了住房，感情生活也是困擾年輕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問題。
“在老家跟我一樣大的，孩子都滿地跑了。”30歲的段楊明至今形單影只，沒有房，讓段楊明的心始終定不下來，更談不上交朋友。“現在的社會沒有房，沒愿意跟你啊？”段楊明說得很直白。
打工妹一般結婚早些，但生存的壓力也推遲了他們結婚時間。在昆明一家連鎖美容院打工的李富靜24歲了，中專畢業后，她選擇留在省城發展，一晃幾年過去了，卻一直也沒找到合適的對象。“關鍵是圈子太窄。”李富靜說，為了多掙點錢，經常加班，累得沒時間、精力去談戀愛。
在接受昆明市總工會調查的2000名新生代農民工中未婚人員較多，占68.4%；已婚的占30.5%。年齡在20歲以下的占15.8%，年齡在21至30歲的占84.2%。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一個未婚群體。
惠安達說，新生代農民工正處在交友、戀愛、結婚的黃金期，對思想溝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強。由于上班時間長、接觸面較窄、工資收入低、就業行業農民工男女比例失調(建筑行業尤為突出)等因素，使他們面臨情感和精神上的不滿足。在業余時間，新生代農民工大多以上網、看電視為打發時間的主要手段，長期缺乏與異性的溝通交流，感情孤獨必將嚴重困擾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也將影響其融入城市。
云南大學社會學教授錢寧表示，城鎮化是中國未來趨勢，大量新生代農民工必然要轉移到城鎮。如何讓他們真正在城市里成家立業，城市管理者以及各行各業都應該給他們提供長遠發展、素質能力提升的機會。他建議，有穩定而體面的工作，婚戀自然不成問題。另外，政府也應該鼓勵企業給農民工落實周末、節假日休息制度，提供夫妻房等必要的條件，方便農民工婚戀交友。
子女教育——在城里，為他們的孩子放一張課桌
像羅勇鴻、段楊明一樣，懷揣夢想來到城市、并想在城市扎根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流。在今后的時間里，他們還面臨著一個新問題，就是子女教育問題。調查顯示，子女教育成為已婚新生代農民工關切的大問題，超過半數人為此憂心。
四川籍農民工宋玉蘭現在特別希望自己的子女入學不受戶籍限制，享受更好的教育。“我們夫妻倆都沒有什么文化，出來打工除了掙錢養家，就是希望能夠給子女好的教育，培養他們出人頭地。”宋玉蘭說出了他們的心聲。但怎樣更好地教育孩子，成了宋玉蘭夫妻倆最頭疼的事。
一位農民工學校校長表示，農民工子女大都學習成績和學習習慣差，又缺乏家長的輔導，需要老師補課和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他們的考試成績依然和城市孩子有差距，而主管部門對老師的教學評估卻和其他公辦學校一樣，導致學校對老師的評估激勵很難。
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子女隨父母進城后上學的大多進入農民工學校，不僅收費較低，而且不設身份、考試成績等門檻，可隨時插班、轉學，但是這些學校普遍存在教學硬件和軟件無法與公立學校相比。這位校長表示，學校經費主要依賴學生學費，國家和地方財政又很難顧及到，可低廉的學費也導致了學校沒有資金投入硬件更新、聘請和留住優秀教師。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在子女教育方面，現行的教育制度及教育資源分配也建立在戶籍制度之上，將城鎮戶籍和農村戶籍實行等級制，區別對待，使農民工子女難以享受到與城市戶籍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權。
此外，專家建議，政府應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作為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戰略目標，將解決農民工問題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重點就新生代農民工最需要的工資增長、職子女教育、住房改善、戶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務中心建設等方面，制定專項規劃。建立農民工服務和管理工作的經費保障機制。將農民工納入政府公共服務體系，使之享受與城鎮職工同城化待遇。
“夜深人靜的時候，躺在工地搭建的簡易板房里，會思考怎樣才能在城市扎根、好好生活下去。”羅勇鴻說，“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自己能有套小小的房子遮風避雨；生病時，能和城里人享受一樣的醫保政策……”
隨評
農民工城市化已到破局時
201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突破50%，但如果單以城市戶籍人口作為統計口徑，則中國城市化水平將大幅回落至35%左右，其間差額、正是近2億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的進城務工人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農民工。
改革開放三十年，廣大農民工為中國的騰飛創造了歷史性的功績。在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農民工平等享有城市公共服務的腳步卻一直步履蹣跚。這一狀況不但難言公平，而且不可持續。時至今日，它已經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形成嚴重的制約。
從歷史、經濟、制度、心理等各個角度進行觀察，都能發現造成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線索與根源。簡單來說，這一問題的形成起碼有以下原因：
首先、我國目前實行“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財政體制存在結構上的不均衡。地方政府在只享有不到40%財稅收入的同時，卻要承擔近70%的行政事務。財權事權的不配套，造成地方政府對向農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缺乏積極性。我國江浙地區某地方政府曾經向中央作過測算，對一個到當地務工的外來人員提供與戶籍人口完全相同的公共服務，政府需要動用的公共資源成本將近50萬元，如果中央不能提供相應的財政支持，這一成本他們難以承受。
另外，城市戶籍人口也不希望政府降低戶籍門檻，讓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擠占本不寬裕的公共服務資源。這可以看成是難平等對待農民工現象的心理成因。形勢的發展已經讓這一問題到了必須取得突破的地步了！世界經濟的持續低迷，使過去主要靠投資推動、以出口消化產能的中國經濟難以為繼。面對嚴峻的形勢，從中央到地方都看到了轉變經濟形態，以消費推動經濟發展的藥方。這是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的必然選擇，也會是新一屆政府今后制訂政策的主要思路。而讓農民工真正城市化，正是實現這一思路的重要推動力。
當然，農民工本身的龐大數量注定了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解決這一問題的行動已經悄然起程。近日，有國務院專家提出，可以在中央政府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的背景下，選擇全家都已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農民工人群作為突破口，以非核心區為主要安置地帶，分階段、分層次地推動農民工城市化工作。
破局之時已到，農民工正站在真正融入地城市的、前所未有的機遇門口。
新聞鏈接
新生代農民工，是對出生在80、90年代、戶籍在農村而在城鎮就業的人群的統稱。據統計，我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在1億左右，占農民工總數的60%以上。昆明近150萬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有近90萬，三十而立的80后、二十出頭的90后正在成為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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