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農民工生存現狀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發布時間：2013-11-25
追訪葉老家村打工農民
農民工的百態人生以及對社會的期盼和訴求，警示我們要把億萬農民工生存現狀、精神歸屬作為關注重點，在新一輪改革中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決
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53%，但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僅35%，中間的數字缺口就是2億多沒能真正融入城鎮的農民工。為了真實記錄這個巨大“沉默群體”的生存狀態、所想所盼，《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設計了一個樣本調查，隨機選取了河南省淮陽縣四通鎮葉老家村，對部分打工者進行了跨越六個省市的尋訪。
葉老家村是農業大省河南淮陽縣四通鎮的一個普通鄉村，人口3000多，人均耕地1.3畝，全村勞動力1600人，外出打工的超過800人。20多年來，葉老家村打工者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他們西到新疆種地，東到山東打魚，南到廣東辦廠，北到內蒙古當廚師。
近日，本刊記者在這個村蹲點調查，并沿著這個村打工者的足跡，深入廣東、內蒙古、浙江以及北京、天津等6省區市，行程萬余里，與22位農民工促膝交談，目睹他們艱辛打工生活的種種遭遇，傾聽他們長久壓抑的胸中積怨，感受他們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期待和夢想。
通過對他們經歷的了解、內心的走入，本刊記者深深感受到，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大背景下，這一代農民工不能只是城市的暫住者和過客，而應被當作城鎮化的主體來對待，國家應從戰略層面考慮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及早作出全面的制度安排。
張愛榮老太太今年78歲，兩個兒子都在北京打工，老人和大兒媳婦帶著兩個孫女靠種4畝多地艱難謀生。提起大兒子張君，老人掩飾不住內心失望：“在外20多年了，家里沒花過他的錢。”
告別張老太太，本刊記者來到北京大興區羅旗營村，在回遷樓工程前的一個路口見到了張君。紅色的安全帽下一張圓圓的笑臉，明亮的眼睛中透著一股靈氣，與老母親“不成器”的埋怨形成反差。
“我出來打工24年了，從建筑工人起頭，奮斗成飯館老板，再退到建筑工人，算是努力了，就是運氣差一點。”張君說。1989年，17歲的張君來到北京當建筑工人，雖然每月能掙150元，但更期望找個靠技術吃飯的工作。從1990年起，他到北京一家餐館學徒，聰明好學的他很快在餐廳當了大廚，每月能拿1800元。
“我琢磨著自己干怎么也能多掙點。”1998年，張君用打工積攢的4萬多元，在昌平區開了一家飯館。雖然只有60多平方米，但生意很好，可干了一年多，因為拆遷，小餐館被迫關閉。
張君的第二家餐館很快在朝陽區開張了。圖房租便宜，他找的仍是平房，可生意剛剛好起來卻又面臨拆遷。由于拆遷限期緊，餐館裝修投入大卻沒得補償。接著，張君又搬到西直門開了第三家餐館，不到一年又遭遇拆遷。4年3家餐館被拆遷，心灰意冷的張君把餐館家當賣給了廢品收購站，不得不再次走上打工路。
說起過去的遭遇張君很無奈。“我有兩個在飯店一起當學徒的朋友跟我命運一樣，來自河北張家口的老孫5次開餐館5次遭遇拆遷，最后落魄到在工地門口推著三輪賣涼菜。”
張君說：“折遷改造后，北京的樓更高了，但一個小門面租金每年都得十多萬元，開飯館門檻也高了。拆遷拆的是房，也拆掉了我們的業。”2003年之后，張君又在北京包過廚，還到秦皇島賣過糖炒栗子，又到鄭州賣過烤雞，但都沒掙到錢。
“我不是學習不好才出來打工的，剛出來的時候，我想的都是干一番事業回報家鄉，比如掙了錢給家里修條路。”說起自己的創業夢，張君雖有遺憾但雄心仍在。屢遭挫折的他仍然堅信：“國家的政策越來越好了，只要勤勞，就有財富。”
張立新：雪上加霜的喪子之痛
離開僅僅2年多，健康聰明的兒子就成為一具冰冷的尸體。張立新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今年6月6日，張立新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文超在醫院快不行了，快來看看吧！”帶著妻子和弟弟張新政，他們連夜坐火車趕往杭州。
當不到16周歲的兒子張文超決意外出打工時，父親張立新雖有些不舍，但還是同意了。經老鄉介紹，張文超來杭州市一家4S店搞汽車維修。在杭州一家醫院里，他們見到了正在搶救中的兒子張文超。據工友介紹，文超是冒著高溫躺在汽車底盤下修車時暈倒的，被發現時沒啥知覺，像個植物人。幾天后，張文超去世。
“搶救總共花了9.5萬元，4S店只墊付了4.5萬元，醫院說不補齊欠款就不讓拉走尸體。可我們都是農民，上哪弄5萬元？醫院提出一個方案，如果家屬簽署器官捐獻協議，可以抵償醫療費。沒有辦法，我哥只能簽了協議，賣掉兒子器官還債。”張新政哭著說。
孩子不明不白死了，總得有個說法。可“討說法”路上碰到的都是冰冷面孔。在死亡原因上，雙方存在巨大爭議。4S店堅稱文超是突發疾病；可張立新認為兒子身體很好，并無大病史，可能是意外死亡。醫院的死亡原因分析也措辭模糊：“考慮可能是自身原因”。
在賠償數額上。“我們提出賠償69萬，但4S店只出35萬，后來又壓到20萬。可當我們打算同意時，談判的范經理又稱做不了主，由律師負責談判，再次將賠償數額壓到6.7萬元。”張新政說。
7月中旬，本刊記者費盡曲折在杭州一個工地的毛坯房里見到了張立新夫婦，此時這對夫婦精神恍惚。張新政說，在處理后事的一個多月中，我們先后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信訪局，拱墅區勞動局，4S店所在轄區派出所反映情況。“有的部門做個記錄就沒了回聲，有的部門過問了。4S店的老板話說得很好，愿意和我們談，但就是拖著我們。老板看出來我們經濟上撐不多久，想拖時間少賠錢。”
由于拖不起，想盡早拿到賠償款回家，張立新兩口只好天天纏著4S店的代理律師，律師到哪兒他們就跟到哪兒。后來律師報了警，張立新夫婦還被帶進派出所。因為身體虛弱，張立新的妻子曾3次暈倒在杭州街頭，內心絕望，她曾去跳西湖，幸而被好心的群眾救下。
張懷忠：任何保障也抵不了這四畝地
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不知道今后歸屬在何處，是本刊記者采訪這些農民工的突出感受。無論是事業有成的成功者，還是飽嘗艱辛苦苦掙扎的打工仔，都對未來表現出不確定性和迷茫感。
經過13年打拼，今年31歲的張懷忠已是廣東東莞一家小型電子廠廠主，年產值超千萬元。但問起未來打算，他依然一臉迷茫：“我的想法就是跟著市場行情走，行情不好就早退休。但退到哪里，不知道。我雖然已在鄭州買了房子，但不一定去鄭州，買房主要是讓血汗錢保值。”
張懷忠說：“我家里有4畝多地，單靠種地生活困難，但任何保障也抵不了這4畝地。”張懷忠對企業未來的發展憂心忡忡：“我們最怕不平等競爭，中國的大企業太大了，小企業活路窄。2008年辦廠以來，我沒從銀行貸到一分錢，想辦個信用卡，因為是外地人都辦不了。”
20多位打工者中有6人算是“成功者”，擁有在中等甚至大城市買房的能力，其中4人買了汽車。但“打工有成”的他們內心世界卻漂泊不定。2009年，張懷忠的哥哥在天津一個工地摔傷去世，留下嫂子帶個三個未成年的侄子；父親也因抑郁得了癌癥。雖然創業有成，但老家仍讓他撕心裂肺地牽掛。張懷忠說：“過春節時就想回家，一千多公里，路上再堵也回去。開20多個小時，只在服務區休息一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生產總值增加超百倍，城市面積擴大近8倍，但城鎮化率只增加不到2倍，大約有2億多農民工沒能真正融入城鎮。這個巨大“沉默群體”缺乏歸屬感的現狀令人憂慮。
農民工群體事實上已經成為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年紀大一些的渴望落葉歸根，但多年的城市洗禮又使他們不能適應落后的鄉村生活。農民工“市民化”是一項巨大的經濟社會系統工程，如果不能順勢而為采取得力措施，打消他們城市“過客”心理，解決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安居樂業問題，新型城鎮化的紅利將無法釋放。
——張家樂：媽，我是樂，您和爸在那邊注意飲食，別太累著自己，我在家里很聽話，別擔心我，今天(抓)的爬蚱(蟬)又賣了二十幾塊，高興不？
——媽媽：我和你爸老是覺得對不住你姐弟倆，給你們的關心和照顧太少。我們也是沒辦法，誰不想和自己的寶貝在一起？
——張瑞平：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是我們姐弟倆共同送給您的詩。
——媽媽：瑞、樂，我下班剛回來看到了你的信息，心里很感動。其實這首詩應該送給你奶奶。
一見到本刊記者，在呼和浩特市打工的張運生的妻子謝慧敏，就把珍藏的短信拿給記者看，“孩子給我發的短信，我全都留著。”謝慧敏說，我們老在外地打工別提有多思念了。
對于長期離別之痛，葉老家的村民們拙于表達，他們把思念當成了習慣，或許只能通過遺忘才能減輕傷痛。當本刊記者走進葉老家村時，看到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留守兒童”。
叩開葉老家村張運生的家門時，他13歲的大女兒張瑞平正伏在院子里的圓桌上預習功課，10歲的兒子張家樂在家里午休。大鐵門上用粉筆工工整整地寫著孟子的話：“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張瑞平說，她想通過這句話勉勵自己，考上好大學，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
親情的欠賬是葉老家村打工者內心最痛的痛點。即便如此，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無論是日子過得舒服的老板和生活困難的打工者，都在刻意克制著這種對于親人的思念。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農民工的精神世界是被遺忘的角落。隨著新一代農民工走進城市，隨著現代文明對農民工群體的熏陶，農民工們的精神追求日益豐富多彩，他們的情感迸發日益濃烈。農民工的情感世界涉及人口遷徙的自由化、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等諸多問題，需要國家層面統一的大政策拆墻破壁，公共財政拿出真金白銀，通過城鎮化建設破解這一時代難題。記者 林嵬 王軍偉 張舒寧 毛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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