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農民市民化需要多少成本？
來源：四川日報 發布時間：2014-01-27
36歲的廖昌英是內江市資中縣尾寨門村村民，來成都謀生已有四五年了，但戶籍仍然留在老家。她擺攤的街對面，是一棟年代有些久遠的老式居民樓，樓里大多是像廖昌英一樣的租客——常年在成都工作生活，但戶籍仍然保留在農村，他們的狀態被稱為“半市民化”。
進城務工農民變市民，絕不是戶口變更那么簡單，還有附著其上的醫療、衛生、教育等各種公共產品的保障，這些保障的背后，需要政府、個人、企業三者之間的共同付出。
制圖/盧浩
【鏡頭】家庭月收入4500元，略有結余 ——一個進城務工農民的市民生活賬本
1月22日下午三點，這個時間段沒有太多人來光顧生意。廖昌英與對面同樣擺攤的“老鄰居”閑聊了起來。
她背井離鄉的初衷很簡單，就是想生活過得更好些，“在農村老家種幾畝田，一年到頭忙完了也賺不到什么錢，還要供孩子上學，日子更不好過。”
與丈夫、孩子舉家搬遷到成都后，沒什么文化的廖昌英選擇了賣菜為生，“每天凌晨兩點就起床了，騎電瓶車去三環路外的蔬菜批發市場進菜，拉回后把菜洗好后再擺出來賣，晚上六七點才收工。”盡管辛苦，但廖昌英仍然堅持著，“擺這個攤，每個月能賺個兩千塊，我老公在外頭做零工，每個月也能有兩千多的收入。”
每個月四五千的收入，如果在農村，算是很寬裕，但在成都，廖昌英卻說“只是剛好擺得開”——這是兩本不一樣的生活賬本。
廖昌英家有2個小孩，兒子上小學3年級，女兒上初一，一家四口租住在不到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僅這一項每個月就要花去八九百，“而水費、電費、氣費、物管費，這些在農村沒有的開支，每個月算下來還是要拿出一兩百塊。”
另一筆較大的開支在孩子的教育上。盡管享受著國家免費義務教育政策，但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廖昌英每學期都給女兒報了3門輔導課，“我們條件不好，只能上一般的培訓班，一學期下來也要差不多三千塊；以后兒子升初中了，這筆支出還要漲。”
【思考】如何提高農民工個人成本支付能力？ “帶資入城”或可探路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長陳家澤目前正帶領課題組，對“農民工市民化”進行深入分析研究，廖昌英的情況正是他們其中一個結論的事實基礎：“當前農民工的工資性收入或勞動報酬所得，是其實現市民化的資金支持，但就目前的工資水平看，還不足以支付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的生活和發展費用。”
除了通過加大勞動技能培訓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不斷提升農民工勞動報酬的基礎外，還有沒有其他更有效的解決方式？
成都市社科院課題組認為：有！“農民工在農村所擁有的承包地、宅基地、房屋、林地等豐富的資源，都可能成為農民工市民化個人成本的資金來源。”
課題組據此建議：要從“帶資入城”等方面入手，加快與農民工農村財產相關的各項政策的制定與落地，比如賦予農民工對承包土地、宅基地、農房和集體資產股權更大的處置權。允許他們以多種形式轉讓土地、宅基地、農房和集體資產股權等。
【探索】 16.8萬元的轉化成本誰來付？構建各級政府主動參與的支付制度
農民工市民化要付出多少成本？
據成都市社科院課題組的研究：一個農民工由農民轉變為市民所需的各種公共資源投入，主要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就業服務、住房保障和社會治安、文化體育等領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成都每增加1個城鎮戶籍人口所需要的財政支出增量為16.8萬元。
若以200萬人作為基數計算，這筆投入將超過3200億元，誰來為投入買單？課題組認為，合理的分攤機制應該包括政府、企業、個人三個層面，其中，政府應當承擔大頭。
陳家澤建議，中央政府對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服務等基本民生公共服務項目的財政支出要跳出戶籍的限制，應建立以實際居住地為依據、“財隨人走”的財政分成和轉移支付機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引導農民工合理流動；逐步加大對農民工聚集省份和區域的財政支持力度，完善省內不同區域之間財政轉移制度，激發地方政府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積極性。（記者 蔣君芳 張彧希 陳碧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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