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農民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的沖突。這在主人公杜深忠和妻子張兆珍的關系中體現得十分明顯。家庭貧困的老農杜深忠上過高中，是村里的文化人，喜歡練書法、彈樂器，天天在門口照進陽光的空地上寫《道德經》。他的妻子對此非常不解，說他是“頭頂炭火不覺熱”。當杜深忠用690塊錢買回一把惦記多年的琵琶時，妻子又一次發火了：“家里誰沒鞋誰沒襪子，誰沒褲誰沒褂子，你為這個家庭想嗎？整天抱著琵琶窮酸。”但杜深忠認為：“人需要吃飯，得活著，精神也需要吃飯，需要哺養，要有高雅的因素去填補。”這樣的矛盾在這個家庭中已存在了20多年。杜深忠的精神境界、文化層次和生活追求要比妻子和其他村民高，卻也因此與農村大環境無法融合，甚至成為被嘲諷的對象，成為“邊緣人”。追溯出現這種尷尬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農民收入普遍偏低，沒有享受精神生活的資本；另一方面則是基層文化娛樂設施不完善，許多偏遠農村覆蓋不到。如何才能增加農民收入使其不為基本生活發愁？如何才能繁榮適合農民需求的基層文化？怎樣把農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和諧統一地發展起來？這都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其二是農村政治生態的復雜性。村支書張自恩是基層村官的代表，一年來酸甜苦辣嘗盡。有人找他打架，因為修建文化廣場砍掉幾棵樹；有人懷疑他貪腐，到鎮上去查他的賬；有人摔門給他臉色看，因為村兩委班子工資太低。他自己感慨，“一年就賺了一肚子酒，賺了一肚子氣”。但是他沒有就此灰心甚至懈怠，仍然時刻惦念著怎樣發展村里的旅游產業，提高鄉親的生活質量，繁榮鄉親的文化生活。基層村官確實不易干，一人難稱百人心，在平均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村，更容易產生各種矛盾。如此紛繁復雜的鄉村政治生態環境，考驗著千千萬萬基層農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氣度。如今，國家推行了包村第一書記、大學生村官等新的農村基層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村問題得到改善，但還是有一些頑疾存在。
其三是農村青年人的出路問題。村民張自軍在貴州打工，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死了。在下葬的時候，四五歲的兒子指著棺材天真地問爺爺：“那是俺爸爸的家嗎？門口怎么這么小？”看到此處，我熱淚盈眶。農村人到城里打工，一方面面臨城市戶口、醫療、住房等各種政策限制和經濟壓力，融入難，立足更難；另一方面，他們從價值觀上已經認同了城市生活方式，不會農活，也不愿再過父輩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也無法回到農村。這樣他們就成為農村回不去、城市融不入的兩難的“夾心層”。主人公杜深忠在教育讀大學的兒子時說了這樣一段話：“現在這么好的條件得好好讀書，千萬千萬得，咱這二畝貧瘠的土地不養人。”一個農民父親的肺腑之言，道出了讀書依然是農民子弟成材的最佳出路。
除了巧妙的三條線索，《鄉村里的中國》在紀錄片的創作藝術上也有許多突破。鏡頭聚焦基層農民，故事性強，所有問題都是通過人物情節發展自然表現出來，線索清晰，充滿張力。最重要的是主題具有普遍性，努力探討人性以及人的生存價值，是對這個時代農民命運的生動展現，極富震撼力。
紀錄片的發展，既需要國家政策、資金的扶持，也需要有更多適合院線放映、引發觀眾共鳴的影片來培育市場，更需要觀眾改變僅僅喜歡快感刺激的文化消費口味。希望這部《鄉村里的中國》，能讓從農村走出來的人回望并反哺生養自己的村莊，也讓城市人望得見山水、記得住鄉愁，引發人們對當代中國農村問題的多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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