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金融時報》2月17日報道，在一年中余下的時間里，當父母在大城市辛勤工作時，7000萬“留守兒童”留在家里，要么跟奶奶，要么跟父母中的一方生活；或者被送到寄宿學校，往往沒有任何成年人的監督。
由于父母被迫到遠離家鄉的地方找工作而不能撫養子女，這些孩子們的情緒、營養、甚至體格都會發育不良。其中一些孩子差不多成了經濟孤兒：根據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200萬留守兒童實際上無家可歸，在農歷新年以外的時間里生活在沒有家庭關愛的狀態下。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根據去年發表的一份政府報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正想方設法帶子女進城。35歲的倪梅紅(音)是其中之一：她有一個齒縫明顯的8歲兒子，名叫周倪君(音)，她和她的農民工丈夫帶著這個孩子居住在上海北部的郊區寶山，而不是把孩子留在他們自己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逃離的家鄉，讓奶奶去照顧。
“我不能把我的寶寶留在那里，”倪女士說。她說，倪君出生于他們在上海崇明島的農村老家。他在出生后的頭三個月待在老家，由外祖母照料，而父母返回上海工作，盡管兩地之間只有兩小時的車程。但在那之后，倪女士希望把兒子接來，與父母一起住在城里。于是，她的母親也遷移至上海，由她照料孩子，讓她的女兒和女婿在城里打造中產階層的生活。
但是，即便如此，把倪君接到上海生活也并不是一件直截了當的事情。盡管父母都已住在上海10余年，但小倪君嚴格說來沒有在上海上學的自動權利。他的戶口在他們的鄉村小鎮。
農民工子女被允許進入上海的公立學校——當地慈善機構稱，確實有大約三分之二的孩子入學——但前提是學校有名額。很多學校沒有。倪女士表示，為了讓兒子能夠上學，她被迫花20萬元人民幣(合3.2萬美元)在寶山買了一套公寓，這對農民工來說是一筆大錢。“他的班上有近50名學生。如果你沒有房產，就不可能進學校，”她說。
今年春節，倪女士和她的出租車司機丈夫只打算回崇明老家吃一頓年夜飯(相當于西方的圣誕晚餐)。之后他們將返回上海投入工作。農歷新年是出租車行業的旺季，夫婦倆承受不起在老家度過整個黃金周假期的代價。
倪女士和她的丈夫代表著政府官員所稱的中國勞動力遷移的“新階段”。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去年曾在一個發布會上表示：“開始是一個人的流動，主要是勞動力的流動，然后是夫妻，然后是帶著孩子，再往后將是帶著老人。”
崇明總工會的官員表示，崇明大多數出租車司機確實帶著孩子一起住在上海。雖然并不遙遠，但每天駕車在上海和崇明之間奔波仍然太遠，成本也太高了——再說上海的學校更好。崇明的地方政府官員表示，即便是島上的留守兒童，多數也能每周或每兩周見到父母，因此他們的境遇比“真正”的農村留守兒童好得多。
但他們是幸運者：數千萬農民工子女正要與父母共享一周的天倫之樂，然后告別父母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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