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馬敏委員電腦中保存著自己的學生、深扎在湖北恩施大山深處農村教學點的教師費寶莉的心路歷程：“我們朝陽村離2000多公頃的原始森林不遠，我總是害怕夜里有熊、野豬等野獸突然跑出林子，害怕哪個孩子一不小心就被叼去了。我每天晚上都查寢，幫他們掖好每一個被角，關好每一扇門窗。”
地位低、經費少、師資缺……馬敏參與了多次農村教學點發展調研。在他看來，這些位居教育“神經”最末端的簡陋教學點，是他眼中嚴重制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最后一公里”。他給出這樣一組數據：全國農村小學由1999年的468527所減少到2012年的155008所，減幅達66.9%；教學點則由165374所減少到2012年的62544所，減幅達62.2%。這導致農村偏遠地區學生上學距離過遠，交通隱患增加，家庭經濟負擔加重。
事實上，農村教學點并不是我國獨有的辦學形式，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教學點一直在農村教育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印度人口分散的偏遠農村地區，單一教師學校的比例為31%。美國曾經有成千上萬所“一師一校”小學，現在仍有463所。
為此，他和湖北省政協主席楊松聯名發起、包括華中科技大學校長丁烈云、武漢理工大學教授蔣惠園等多位政協委員聯署提交了《關于加強農村教學點建設的建議》。委員們認為，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看，要高度重視農村教學點的發展價值，采取強有力措施方能破解教學點發展困局，實現農村教學點從“小而差”到“小而美”的蛻變。
委員們建議，實施“農村教學點振興計劃”，創新教育管理體制，將教學點視為與其他學校具有同等法人地位的學校，在人、財、物方面給予同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政府應高度重視農村教學點校舍安全問題，使“農村學校標準化建設”和“校舍安全工程”涵蓋農村教學點，確保每所學校無論學生人數多寡，都是安全的學校。
此外，還應大力實施“教學點數字教育資源全覆蓋項目”，利用信息技術幫助教學點開好規定課程，推動教育革新，滿足邊遠地區兒童就近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好教師“下不來、留不住”的窘況也要緩解，“要在工作條件、津貼補貼、食宿條件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優先安排教師周轉房，強化對農村教學點教師的在職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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