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北京市中心89公里遠的平谷區(qū)張辛莊大街，坐落著一處破舊的小學校，一間活動室的黑板上寫著這樣的文字。5年前，一群熱心公益事業(yè)的“打工歌者”租下這處廢棄的小學，把它改建成“工人大學”，這段文字便是學生們在音樂課上一起寫下的歌詞。
“工人大學”，正式名稱為北京同心創(chuàng)業(yè)培訓中心，是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創(chuàng)辦的公益性培訓機構。“工人大學”每期招生30人左右，不收學費，倡導“勞動換學習”的理念，即在“工人大學”通過種菜、參與農園維護這樣簡單的勞動，換取學習的機會。
“來看看北京的工人團體是怎樣組織起來的”
2015年的春節(jié)一過，龐大的打工者浪潮重新涌回東莞這座城市，來自河南南陽農村的劉子健在今年下了一個重要的決定—他要逆潮而動，到北京去上“工人大學”。
這已經(jīng)是劉子健外出打工的第16個年頭。曾經(jīng)，他夢想成為城中的“小市民”，安居樂業(yè)，買個經(jīng)適房，有家有口；現(xiàn)實中，37歲的他仍然未婚，蝸居在東莞城鄉(xiāng)結合部的一處單間，每天聞著外面運河的臭氣飄來，看著家門口的臟水橫流。
劉子健的第一份工是在惠州的一家工藝品廠，眼看著工友被操作機壓斷手指，被老板清走，沒有工傷保險。沒想到有一天，類似的事情也會發(fā)生在自己身上。去年9月，劉子健在一家物業(yè)公司還沒干幾天電梯工，就在上班路上遭遇車禍，但由于沒有與公司簽訂合同，申報工傷十分困難。“在外打工，沒有社保、不簽訂合同很正常，我們沒有地位和資方理論，他們很強勢的。”劉子健說。
在劉子健因車禍腰椎受傷后，曾有志愿者到醫(yī)院看望他，并向他提起了北京的“工人大學”—提供免費的技術培訓、創(chuàng)業(yè)和勞動法的相關課程，介紹工人社區(qū)工作等，畢業(yè)后到全國各公益機構實習。
“這么多年，我們農民工都一樣，就是生產(chǎn)線的一部分，沒文化很可怕的，所以也沒能力爭取自己的福利，我想看看北京那邊的工人團體是怎么組織起來的。”劉子健說，他不想繼續(xù)走老路了，希望以后能自己創(chuàng)業(yè)，想先去學點東西。
劉子健在廣東4000多萬外來務工人員當中，只是滄海一粟。這4000萬人中有一大部分在生產(chǎn)線上運轉著，每天過著宿舍工廠兩點一線的工作。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渴望著改變，蠢蠢欲動，這里面就有劉子健的“學長”黃德明。
離開流水線 重歸農園勞動換學習
去年北上赴“工人大學”學習的黃德明，今年24歲，初中畢業(yè)后來到深圳，在一家手機生產(chǎn)廠作“普工”，加工手機零部件。他所在的整個流水線每天生產(chǎn)智能手機1500部到2200部，而半個月只休息一天的黃德明，一個月的收入僅有一部普通智能機的價格—3500元左右。
在工廠，黃德明每天早晨7點40分起床不吃早飯，8點上工，一直到中午12點，休息一個半小時后繼續(xù)做到下午5點。6點以后進入加班時間，通常要加班到10點左右，有時甚至是半夜一兩點。上廁所時，他需要找人幫忙加工，因為每天必須要完成固定的工作量。
“工作不能再枯燥了，每天只想著快點做事，沒有自己的思想，很迷茫卻又無法改變。我覺得我該學點技術，不應該繼續(xù)在流水線上了。”去年這個時候，經(jīng)朋友介紹，他覺得“工人大學”“有意思，想試一試”。
在“工人大學”，黃德明開始了新節(jié)奏的生活。他與20多名同學每天早晨7點起床，晨跑、早飯，9點開始一天的課程，直到晚上5點結束。
在“工人大學”的半年，黃德明一邊學習一邊勞動。開春報到時，在校園里開辟一片菜地，種上生菜、白菜、辣椒、四季豆，晨跑、下課后澆水、除草，畢業(yè)時就可以吃到自己種的成果。
“工人大學”承包了一片30畝的農園，種桃樹、杏樹、核桃，養(yǎng)雞養(yǎng)鵝，每到周末休息時，同學們一起為樹木剪枝、拔草，為雞鴨鏟糞。雖然大部分同學都出身農村，干起這些來輕車熟路，“不是很累，大家一起干挺有意思的”。收獲的桃子、杏子、核桃還有雞鴨蛋，通過“同心互惠”的義賣店在網(wǎng)上出售，送給城里訂貨的人，收入用于“工人大學”的經(jīng)營。
這樣的勞動形式原來比較自由，在今年將固定下來，學生每天早晨將在農園工作一小時，每周另有兩個半天勞動，“以勞動換學習”將成為工人大學的辦學特色與模式。
掌握了新技能 徹底告別“流水線”
當然，在“工人大學”的大部分時間還是學習，除了專業(yè)老師外，許多大學生、高校教師和熱心市民都為工人們擔任志愿者教師。讓黃德明感到最為受用的是電腦維修、平面設計這樣的技術性課程。初中畢業(yè)后就外出打工的他，最初連電腦怎么插U盤都不太懂，畢業(yè)時已經(jīng)可以簡單地修理電腦、安裝系統(tǒng)。培訓了兩個月的PS之后，他可以用鼠標畫出一個多啦A夢矢量圖、設計簡單的海報，“感覺真的很神奇”。
而在市場上，單純的電腦維修和辦公軟件培訓就要花費兩三千元，設計類課程價格更高。黃德明曾經(jīng)也想報名，但聽去過的工友說“老師只顧自己教，不管你學沒學會，而且成天在工廠這么累，上課只想睡覺”，只得作罷。
一直對音樂有點興趣的黃德明還在“工人大學”接觸了幾堂樂理知識課，撥弄了幾下別人捐來的吉他。而他下一期的學弟學妹們，則唱著“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從工地到工廠，打出一片天地來是我們的夢想”登上了打工春晚的舞臺。新一期的課程中，“工人大學”考慮加入對吉他和架子鼓更系統(tǒng)的培訓。
畢業(yè)后，黃德明雖然也想過走公益的路子，但最終決定繼續(xù)打工，“我是獨子，家里需要我掙錢，公益畢竟還是待遇不高。”這次求職，黃德明有了新的選擇，原來他聽說過淘寶美工，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自己也可以用軟件設計網(wǎng)店，希望能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不行的話還可以設計名片、廣告牌，有了技術肯定是比在流水線上作普工強。上了“工人大學”后，我真的很后悔自己沒上過大學。”
從2009年至今，從“工人大學”先后走出了200余名畢業(yè)生，像黃德明一樣繼續(xù)打工的人不在少數(shù)，但也有一些學員從此走上了公益之路，在“工人大學”學習、工作，最后返回家鄉(xiāng)發(fā)起公益項目。
把公益繼續(xù) 女學生在老家創(chuàng)辦圖書室
覽表村是廣東沿海的一個4萬人口的村子，村里做生意、外出打工氛圍濃厚。27歲的村民吳利珠13年前離家輾轉多地打工，5年前在“工人大學”學習，去年返回家鄉(xiāng)，創(chuàng)辦了村里第一個圖書室，讓這個素來“不愛學習”的小村子有了一絲文化氣息。
“我初中起就在外打工，所以希望孩子們不要那么早出去打工，可能他們幻想的很美好，但其實現(xiàn)實很殘酷，一出去就不能回頭。”于是，她在一家中學講課，運用在“工人大學”中學到的案例分析和課題設計，為孩子們講述打工者的故事，同時也開設性教育的課程。
外出打工是覽表村的文化，不重教育是這里的傳統(tǒng)，吳利珠希望可以在家鄉(xiāng)開一個圖書室。雖然家里人感到她的想法“沒什么用”，在學校只有500元月薪的她還是開始了這項事業(yè)。她四處拜托朋友籌集資金，聯(lián)系公益基金、學校捐獻書籍。去年7月，吳利珠終于在一座80平方米的二層小樓里開起了第一個圖書室，但眼看大學生志愿者就要來了，她卻因為缺錢沒辦法讓圖書室通水安裝洗手間……
現(xiàn)在，吳麗珠的圖書室已經(jīng)有了3000本圖書，每天最多可以迎來200位讀者借書。她領著學校1150元的工資靠著家里的接濟，卻也甘之如飴。她又開始忙活組織學生陪村里的空巢老人聊天，記錄他們的故事；搜集貧困學生的資料，為他們爭取資助；她還打算把村里的外來婦女聚在一起，讓她們在這個排外的村子不那么孤獨。所有的這些，都延續(xù)了她在“工人大學”的日子。
對話
“工人大學”創(chuàng)辦者：用半年的時間 給他們人生的想象
“工人大學”，正式名稱為北京同心創(chuàng)業(yè)培訓中心，是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創(chuàng)辦的公益性培訓機構。“工人大學”由創(chuàng)辦工友之家的“打工歌者”孫恒等人發(fā)起。
孫恒原是一名鄉(xiāng)村音樂老師，2002年來到北京打工后，與幾個朋友組成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在工友群體中巡演，后創(chuàng)辦公益團體工友之家，開辦“工人大學”。
北青報：為什么想到要創(chuàng)辦“工人大學”？
孫恒：大部分的打工人員都出身農村，文化水平都不高，沒機會上大學?，F(xiàn)在很多打工子弟，連初中都上不完，留守兒童也是很早就進入了工廠。為什么工業(yè)園發(fā)生了那么多的跳樓事件，還是因為這些青年過早地進入流水線，在其中迷失了自己，找不到方向。其實教育對青年人的影響非常大，我想讓他們能夠有繼續(xù)教育的機會。
北青報：“工人大學”的課程很多都是技能性的，比如電腦培訓，那和上藍翔技校有什么區(qū)別？
孫恒：“工人大學”首先是希望教學生們一些技能，畢竟在這個時代，電腦、網(wǎng)絡是非常普遍的，但它只有半年，時間比技術學校要短，我們還希望能夠教給他們一些人生觀、價值觀的東西，“工人大學”是勞動者的“社會大學”。
北青報：為什么要發(fā)起勞動換學習？勞動是為了代替學費嗎？
孫恒：這個概念是今年剛剛提出來的，其實一直在做，從2010年開始同學們就在學校種菜了，后來又有了農莊。不是說勞動就是為了代替交學費，真的算學費的話，只干這些活估計也不夠，我們希望工人們能夠做合格的勞動者，在這里不僅學知識，還要手腦并用，知行合一。不僅是學校單純地給予，學生也要通過勞動回饋學校，才能更加珍惜學習的機會。
北青報：除了一些成長為公益工作者的學員外，大部分學員還是繼續(xù)打工，似乎他們的命運并沒有因此發(fā)生改變，您怎么看待這件事？
孫恒：“工人大學”的目的不是讓大家脫離工人。我們有低級目標和高級目標，低級目標就是掌握知識，做合格的勞動者，高級目標是承擔社會責任，服務社會。做公益工作屬于實現(xiàn)了高級目標，但在“工人大學”學習了法律后，回到工廠用法律來維護工友們的權益，這不也是承擔社會責任嗎？其實這些孩子們原來在工廠，視野是很狹窄的，通過這半年的學習知識和技能，我們希望能夠給他們更多人生的想象，讓他們看到更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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