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兒總體規模及特征
孤兒目前得到救助情況
核心提示
2005年9月29日，《我國孤兒的現狀與面臨的困境》調查報告公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由民政部牽頭組織的對全國孤兒的摸底調查。
調查顯示，全國18周歲以下父母雙亡及事實上無人撫養的未成年人共計57.3萬人，其中超過三成沒有得到經常性的制度救助，超過一半需要救助。而在占總數絕大多數的農村孤兒中，得到的救助比城市孤兒要少得多，不少地方的救助僅具有象征意義。
目前，在推動民間慈善機構搭建救助平臺的同時，民政部也在謀求專項資金的支持，以使這個群體得到更為完善的救助。
12歲的艾布拉比買買提把發黑的被子掀開，露出半袋面粉。
“你看，我還有糧食呢。”
小男孩笑著跳下床。
從三年前父母相繼去世，15歲的大哥和13歲的二哥又分別出外打工，家里就剩下了艾布拉比買買提一個人。每過一段時間，親戚會從100多公里外趕來，用這些面為他打些馕。
房子里空蕩蕩的，盆里的馕已發了霉。這是他平時惟一的食品。
時間過去了5個多月，北師大教授尚曉援一直難以忘記這個孩子。在歷時半年的入戶調查中，她見到了很多個這樣獨自生活的孤兒。
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由民政部牽頭組織的全國性孤兒狀況調查，由民政部、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和英國救助兒童會共同實施。
調查報告顯示，全國孤兒總數為57.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0.0443%.其中，河南的孤兒數量最多，超過5萬人，湖南、安徽、江西三省的孤兒均超過4萬。僅這四省的孤兒就占全國總數的近三成。
其中，沒有得到經常性制度救助的孤兒，全國有20萬人，超過孤兒總數的三成，而全國需要救助的孤兒，占孤兒總數的55%。
逾半孤兒需要救助
全國尚有20萬，即接近總數三分之一的孤兒沒有得到經常性的制度救助。
9月29日，尚曉援所在的課題組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的“中國孤兒論壇”上，發布了名為“我國孤兒的現狀與面臨的困境”的報告。
報告顯示，在全國57.3萬孤兒中，農村孤兒的數量遠遠超過城市，共49.5萬人，占孤兒總數的86.3%.在河南、山東等人口大省，農村戶口的孤兒所占比例高達孤兒總數的95%以上。
從孤兒占總人口的比重看，西部地區一些省份的孤兒率遠比經濟環境較好的地區要高。西藏、青海孤兒率高達萬分之十三以上，而北京、上海的孤兒率只有萬分之一。
全國僅有約6.9萬孤兒生活在兒童福利機構中。
29.3萬人得到了國家制度性救助，其中5.3萬人得到城市低保救助，12.5萬人得到農村五保救助，11.6萬人得到農村特困戶救助。除此之外，全國尚有20萬，即接近總數三分之一的孤兒沒有得到經常性的制度救助。
除此之外，全國尚有20萬，即超過總數三分之一的孤兒沒有得到經常性的制度救助。
“在很多地方，救助的資金僅具有象征意義，最高不足當地正常兒童生活費的四分之一，很多地方不足當地正常兒童生活費的十分之一。”尚曉援說，如果把這部分孤兒包括在內，全國需要救助的孤兒占總數的55%，超過30萬人。
“這是第一次這么深入地了解這個群體。”尚曉援教授說，之前各地民政部門對孤兒有一些零散的統計，但全國范圍內從未有過大規模的實地調查，中國孤兒的總體數量和狀況也一直沒有翔實的數據。
她介紹，此前，她和一些研究生已經對孤兒做過一些調查。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一直很關注這個問題，在各方取得共識后，這次調查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展開。
城鄉“分水嶺”
在孤兒救助水平整體不高的情況下，農村的孤兒更處于救助的“谷底”。
“能不能通過你們的關系，把三個娃娃送到福利院？”課題組在廣西東門鎮中石村大銀屯的調查快結束時，近80歲的銀爺爺猶豫著提出這個要求。
“在那里畢竟有吃有喝還能上學，這比跟著我們受罪強多了。”
他的孫子銀云志13歲，正在讀初中一年級，雙胞胎孫女今年12歲，讀小學五年級。三個孩子的母親在10年前撿煤渣時，煤窯塌方被砸死。去年，父親也因在非法的小煤窯打工時遇到爆炸身亡。
在少量的親戚接濟之外，現在這個家庭沒有任何經濟來源，而三個孩子上學都需要錢。銀云志一學期要三百二十元，而雙胞胎姐妹需要一百六十元，現在已拖欠大量學費。
“我們進入過很多孤兒家庭，第一個印象都是令人吃驚的貧困。”尚曉援說，在農村家庭中，這種現象尤其突出。
調查發現，在孤兒救助水平整體不高的情況下，農村的孤兒更處于救助的“谷底”。
在城市孤兒得到的低保救助中，其標準隨當地經濟水平高低而不等。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孤兒每年得到的救助平均達到三四千元，而在河南、甘肅、寧夏等省區，補助的平均標準只有一千多元。
而農村孤兒的救助水平還要低得多。在農村中，有12.5萬人享受農村五保待遇，占農村孤兒總數的25.17%，平均補助標準為每人每年1191.1元，其中廣西、貴州、湖南等省區的孤兒每人每年平均救助額度不足600元，即每月不足50元。
另外，11.6萬名孤兒被定為農村特困戶救助對象，占農村孤兒總數的23.41%。
每人每年不足200元的有兩個省，200-300元的有七個省，300-500元的有十個省。
而標準最低的省份青海，每人每年只有110元，即每月不足10元。“一陣風”式救助
在實踐中，地方即使是對孤兒進行救助，也只是逢年過節發放一些錢物。
城鄉孤兒救助的差距始于上世紀90年代。
1993年政府開始對城市社會救濟制度進行改革，嘗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1999年，全國所有城市和有建制鎮的縣城均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使得城鎮孤兒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而明顯優于農村對孤兒的救助。
“這就好像是一個分水嶺，在對孤兒的救助問題上由此拉開了差距。城市和農村孤兒有差距，地區與地區之間也存在差異。”一位基層民政人士說。
而在農村，孤兒的救助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題。
農村的“五保”供養制度成為我國最早的孤兒救助制度。1956年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規定，集體經濟必須保障農村居民中無法定撫養義務人，無勞動能力人，無生活來源者的吃、穿、住、醫、葬(孤兒保教)，使他們生養死葬都有指靠，其中即包括了對孤兒的救助。
按當時的規定，“五保”供養的標準不低于當地一般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現行《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也規定，五保供養工作是“農村集體福利事業”，因此資金籌措的主體是鄉鎮和村集體。
一直以來，“五保”經費主要從農村稅費中的“三提五統”提取。但農村稅費改革以后，資金的供給面臨很大困難。
2004年出版的《轉型時期中國社會救助》一書作者洪大用調查指出，2000年開始實施農村稅費改革之后，最初對于農村五保供養經費沒有給予合理的測算，而是放在農業正稅20%的附加中支出，20%的附加還要支出村組干部工資辦公經費。農村稅費改革之后，村集體和鄉鎮政府面臨財政困難，“五保”資金來源隨之也成難題。他認為，“重要的是農村集體消解后，五保供養制度并沒有根據變化作出有效調整。”
根據洪大用實地調查顯示，安徽、浙江、青海的五保戶的應保未保率分別是21.3%、38.2%、41.41%.“很多農村的五保戶都不能完全保證，對孤兒救助的概率當然就更低了。”一位基層民政干部坦言。
在實踐中，地方即使是對孤兒進行救助，也只是逢年過節發放一些錢物，河南洛寧縣民政局局長孫東水稱這種方式為“一陣風”式的救助。
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丁四金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央沒有專項對孤兒的救助資金，很多地方確實難以保證對孤兒長期、持續地進行救助。在實際救助過程中，只能是資金寬松時就不定期發放一些，資金緊張時就停頓下來。
尚曉援則發現了目前救助制度設計的一個“漏洞”。
她認為，五保制度理論上包括孤兒，但是實際上，孤兒大多被其親屬收養，而按照以戶為單位的資格條件，很多孤兒不再符合五保救助的條件。這些在客觀上影響了孤兒受救助的范圍。
社會隱患
全國57.6萬孤兒中，有45萬名由親屬撫養，占78.5%，孤兒的親屬不再認為撫養他們是理所應當的事，受歧視、受虐待的可能性都增加了。
調查期間，一則刊發在《燕趙都市報》上的消息引起了尚曉援的注意。
報道稱，一位名叫曉霞的唐縣農村孤兒，在父親去世后，患有精神病的母親無力撫養，最后由其一位遠房叔叔暫時收養。照片顯示，這個7歲女孩的臉上、身上幾乎沒有一寸完好的皮膚，小小的身子佝僂著，雙腿膝蓋化膿，只能慢慢蹭著往前走。身上被打、扎、剪傷的疤痕清晰可見，兩只小手已腫脹得無法握拳，指縫間的口子還往外滲著膿水。而她受到其嬸嬸虐待的原因，則是因為收養她增加了家里的經濟負擔。
尚曉援將這個個案納入了調查報告中。她認為，孤兒在沒有得到救助的情況下，不僅影響其正常的教育和醫療，而且在其被親屬收養后，在經濟上給親屬增加了很多開支，引起了家庭矛盾，被寄養的兒童也很難獲得健康成長的精神環境。
調查顯示，由親屬撫養是目前最為主要的孤兒養護方式。全國57.3萬孤兒中，有45萬名由親屬撫養，占78.5%，僅有很少量生活在福利機構和慈善機構內。
“我們要注意到的一個變化是，隨著農村社會的開放和家庭紐帶的漸漸松懈，親屬對孤兒的養護義務色彩逐漸減少，而慈善性質逐漸增加。”尚曉援說，孤兒的叔叔伯伯等親屬不再認為撫養他們是理所應當的事，與以往相比，孤兒受歧視、乃至受虐待的可能性都增加了。
而在另一方面，沒有親屬照料的孤兒也成為社會的隱患。
課題組在新疆墨玉縣的調查發現，有些孤兒在父母去世三、四年之后，都沒有固定的照料者。這樣的孩子小的在村里吃百家飯，穿民政救濟的衣服，獨自居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中。大一點的就外出做童工或流浪。這個縣每年被外地遣送回來的流浪兒童就有200多人，多數在10到15歲之間。其中一部分就來自失去父母的家庭。由于他們實際上已經無家可歸。遣返回鄉之后重復流浪的可能性極大。
“在這種狀態下，這個群體極易為成年犯罪分子或恐怖主義集團利用。對他們進行救助，可以有效減少青少年犯罪，改善社會治安。”尚曉援說。
調查報告同時認為，對這個群體進行救助，可以更有效地保護與艾滋病、吸毒等問題有關聯的孤兒群體。
目前，政府加強了對艾滋病孤兒的支持。但是主要的支持方法是先對這個群體進行甄別，再對他們進行保護。這樣做的主要問題是必須首先把艾滋病孤兒從一般的人口群體中孤立出來，從而增加了對他們發生社會歧視的可能性。而對整個孤兒群體進行保護，就可以使艾滋病孤兒既得到保護，又避免了進行艾滋病甄別帶來的負面影響。
孤兒救助嘗試創新
民政部相關部門正在積極爭取國家資金的支持。
在六一兒童節期間，中華慈善總會等組織在民政部簽署了《孤兒救助宣言》。由此，公益慈善組織對孤兒的救助活動拉開序幕。
“這一活動，搭建了一個民間組織救助孤兒的平臺。”
中國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此間表示，公益慈善組織在此交流信息，展開對話，并且能夠創造出更多的更有實效的孤兒救助項目。
在民間慈善機構努力的同時，各地政府也在孤兒的救助上，開始嘗試新的模式。
今年9月初，河南洛陽市洛寧縣為325名孤兒發放了“洛寧縣孤兒社會救助領取證”。作為政府首批認定的孤兒，他們將按“月薪”的方式領取補助，每月可獲得地方政府80元的生活補貼，除此之外，每人每年還有四五百元的衣被救助費、教育救助費和疾病醫療救助費。
洛寧縣民政局局長孫東水向媒體表示，今年年初他們在向民政部匯報工作時，流露出了對孤兒“一陣風”救助方式的困惑。當時民政部救災救濟司王振耀對此問題非常重視，并表示，洛寧縣可以大膽地去嘗試建立較為完善的孤兒救助體系。在此背景下，洛寧縣經過調研推出了孤兒救助的“月薪”制度。
洛寧縣民政局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表示，這些資金每年大約要40萬，目前都是地方自籌，并無上級撥款。洛寧縣民政局副局長陳鐵軍承認，這一資金對于這個貧困縣來說壓力很大，“如果沒有后續資金，再好的救助體制，最后也會流產。”
民政部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透露，民政部對河南洛寧縣的孤兒救助措施表示認同。與此同時，民政部相關部門正在積極爭取國家資金的支持。
民政部救災救濟司捐贈處處長韓玉嬌證實，目前民政部正準備對孤兒救助出臺一些措施，但未透露更多細節。
“政府應該出臺相應的制度和專項的資金，再加上慈善機構的捐助活動，孤兒才能得到較為完善的救助。”英國救助兒童會中國項目總裁魏潔女士說，“我們相信經過民政部門的積極推動，中國孤兒將會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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