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一個名叫“花神社”的組織成立，成員將以公開募捐方式籌集基金，負責賣花女的學費和生活費。這些熱心的北大學子給了兩個女孩讀書機會、并派出湖南籍同學在回鄉時尋找賣花女的父母，試圖說服他們讓女兒回家讀書。他們還試圖從法律上尋找突破口，將背后的操控者繩之以法，并希望杜絕此類悲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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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湖南衡陽飄著細雨。
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生譚之京帶著賣花女李月的照片、一張反映她在北京賣花生活的光盤回到家鄉常寧市。
在換乘了多種交通工具后，譚之京找到了李月的家———松柏鎮三香村。這是湘南丘陵地帶的一座普通鄉村，剛下過雨的土路上異常難走，泥巴幾次粘住了摩的車輪。
李月，今年12歲，2004年被“姑姑”從湖南老家帶往北京賣花。
去年11月28日，北大物理系學生張金榮和女友在未名湖邊碰到了她和另一個賣花女———8歲的王秀秀。
“她們一天居然只吃兩頓飯，她的背后藏有一個我們幾乎耳熟能詳的悲慘故事———強迫，責罵，毒打……”
張金榮對聽到的事實感到震驚，隨后他在北大未名BBS上發表了三千多字長文———《我們該如何幫助她們》寫下了經過，希望與北大同學一起想辦法救助這兩個孩子。
帖子迅速的成了BBS的熱門話題，很多網友表示了同情，但多對解決此類事情持悲觀態度。
12月1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博士江燕加入張金榮的行列。隨后，又有心理系張海洋、法學院的閆翠翠、物理系的謝輝、元培的賴宇鷗、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生譚之京等人加入。
他們自發成立了“花神社”，正式決定為這些女孩做一點“真正的事情”。
“當初的想法很直接，就是把李月送回家。”江燕說，同學們經過商量決定由老家在湖南的譚之京在回家時尋找李月父母，說服他們讓女兒回家讀書，“花神社”將以公開募捐方式籌集基金，負責李月的學費和生活費。
最難受的就是跪馬扎
王秀秀說平時姑姑打自己多，因為她經常賣花賣的少。在她們嘴里，姑姑的懲罰方式有幾種：蹲馬步，擰耳朵，跪小凳子，跪馬扎。這些懲罰是按照錯誤的大小，逐層上升的
在松柏鎮三香小學，一名女教師很快就想起了譚之京所描述的那個伶俐小女孩，“這個孩子愛唱歌，聽說輟學打工去了，這種事情老師也無能為力。”在得知譚之京的來意后，這位老師很爽快地指明了李月的住址。
“李月家大門緊閉”，譚之京回憶，鄰居們說李月的養父母都去鎮上打零工去了。
“老板每月往家寄200塊錢。”譚之京說，在鄰居們眼中“老板真是個有本事的女人”。
在鎮上的一家建筑工地里，譚之京找到了正在撿磚頭的李月養母。這名40多歲的婦女，聽說譚之京因為李月的事從北京趕來，拍了拍身上的灰土，暫停了手頭的工作。
譚之京把李月的照片拿給這名婦女看，“她的臉上幾乎沒有反應。”但她證實老板每月給她們家寄200元錢，老板每次打電話都說，“孩子在北京吃得好，穿得好”。
老板就是“姑姑”，也是李月和王秀秀向記者提及最多的人。兩名小女孩說，姑姑并不是她們的親戚，而是把她們從老家帶出來的人。
李月來北京之后就沒有回過家，每次打電話給家里，姑姑都在旁邊看著她“我只能說我在這邊吃的好穿的好”。
李月說她有時候覺得姑姑是個壞人，有時覺得姑姑不壞。在她眼中，姑姑不打她的時候，還是挺好的。
王秀秀說平時姑姑打自己多，因為她經常賣花賣的少。在她們嘴里，姑姑的懲罰方式有幾種：蹲馬步，擰耳朵，跪小凳子，跪馬扎。這些懲罰是按照錯誤的大小，逐層上升的。
王秀秀說最難受的就是跪馬扎。有一次她一晚上只賣了5塊錢，被罰跪在馬扎上。
“兩個膝蓋要正好卡在馬扎的棱上，跪完了我的膝蓋都青了”。李月受到最多的懲罰是蹲馬步，要蹲到額頭上出汗才能起來。不過她們也學會了“造假”。經常裝出有很多汗的樣子，或者讓小姐妹偷偷的倒點水灑在額頭上。
她們挨不挨打取決于任務量的完成情況。李月說每人一天30元的最低限額，花賣不完就不許回家。經過了長期的鍛煉，5個女孩學會了互相借錢來補足任務量。
賣的多的會把錢借給沒完成任務量的。如果都多掙了，孩子們就把“多的錢藏起來，等完成不了任務的時候補上”。
她們說，有次把錢藏在五道口附近一個破廣告牌里，但不知道被什么人取走了，她們因此相當懊喪。
給她們加餐，教她們讀書
江燕說，同學們商量后決定，每周末晚上，李月和王秀秀到北大暢春新園———江燕宿舍，同學給她們加餐，教她們讀書
李月在北京已經呆了三年了，她對北京的態度有些矛盾。她說有時候覺得老家好，有時候又覺得北京好。她還記得在湖南的時候看到過一次下雪。
“我們堆了雪人，還找了一根煙給它叼上”。但她不喜歡北京的雪，因為下雪還要賣花。很冷。
在和記者聊天時，秀秀一直很警醒。常常會像個小兔子一樣轉動身子看看門口有沒有人出來。沒有的話她就不好意思的笑笑，繼續聊天。有人的話，她抄起身邊的花就奔過去。
秀秀剛來北京沒多久，她很想家，她說想回家看看前不久出生的弟弟的模樣。
“那天姑姑來我們家的時候，爸爸喝醉了”。秀秀說因為喝醉了，爸爸才讓她姑姑把她帶出來。
李月告訴記者，秀秀家有5個孩子，秀秀的大姐和二姐一直在北京賣花。后來秀秀大姐大了，賣不出去花了，姑姑就把大姐送回去帶秀秀出來了。
李月養母告訴譚之京，老板說女孩到十四五歲就不好賣花了。家人本打算春節讓李月回家，老板最后同意李月再干一年就可以回家。
當聽說北大學生要為李月出學費和生活費，養母“呆滯的眼神一下子亮起來。”譚之京回憶，她表示同意讓李月馬上回來，不停說著“感謝老板”。
譚之京臨走時，這位婦女答應一定會看女兒的錄像，家里有個VCD機是用老板寄來的錢買的。
當晚，譚就將好消息轉告了同學們，“當時真是樂瘋了，事情總算有了個結果！”江燕現在回憶起來仍激動不已。
最終由于不知道8歲賣花女王秀秀的家庭地址，“花神社”成員還是決定暫時不送李月回家，“沒有李月，王秀秀的日子會更難。”
江燕說，同學們商量后決定，每周末晚上，李月和王秀秀到北大暢春新園———江燕宿舍，同學給她們加餐，教她們讀書。
前半夜學習，后半夜賣花
有一次，天刮著大風，同學們給了她們每人30元，李月堅決退回10元，她說“后半夜我們還能賣很長時間。”
此后，對于賣花女童李月、王秀秀來說，每個周六的晚上都是她們的節日。
3月11日晚9時，李月和王秀秀見到了久違的嶄新課本———《大學中庸笠翁對韻》，雖然兩個女孩不明白古文的意思，還是認真的一邊讀著背著。
“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課本，臨時買的。”閆翠翠說，因教材的事她還和江燕等男生吵起來。男生主張孩子不懂古文就沒有必要背，閆翠翠則認為孩子只有先會背誦才能理解。
爭論后，閆翠翠立即給住在山東老家的母親打電話，借到小學四年級的課本，兩個孩子又從“大學”轉到“小學”。
閆翠翠認為，剛開始兩個孩子讀書眼神都是呆滯的，與她們交流也較為困難。但一段時間后，兩個孩子漸漸的能“眼睛亮著讀書了”。
3月31日晚，記者在北大暢春新園一間男生宿舍里看到，書桌上放著四大扎打著包裝的玫瑰花。而兩個10來歲的小女孩正趴在桌邊。
她們用皴裂的手指劃著，朗讀著小學四年級語文課本的第一課《盧溝橋》。她們的頭湊在一起，僅有的一本書在書桌上被她們拉著移來移去。
讀完之后，閆翠翠開始給9歲的秀秀做講解。而張海洋則檢查了12歲的李月數學習題的完成情況。
在近2個小時學習后，李月和王秀秀總能吃到一頓“大餐”。
“我在宿舍吃過一回肯德基，哥哥給買回來的。”李月說，賣花時看到過小朋友們在“漂亮”的屋里吃過，自己從不敢進去。“穿得衣服太破，不好意思進去。”
每次補課結束，“花神社”成員還會給兩個賣花女孩每人20元錢，作為耽誤賣花時間的補償，以免她們完不成任務被罰。
江燕回憶，有一次，天刮著大風，同學們給了她們每人30元，李月堅決退回10元，她說“后半夜我們還能賣很長時間。”
學習結束后，李月會騎上車子，帶著秀秀，消失在夜色里。“她們到天亮才能回家睡覺”江燕嘆了口氣，“幸好冬天已經過去了”。
“此案很難定性”
辦案民警再次表示此案很難定性，但會將此事移交工商部門和勞動部門妥善處理
李月說，她最擔心的事情就是姑姑會發現她們和北大的哥哥姐姐們交往。北大愛心社的成員曾經教李月讀過三年級的課程。姑姑后來發現了，沒收了李月和愛心社的聯系電話，并搬家了。
李月害怕姑姑再帶她離開。江燕讓李月把自己的電話背下來“不管搬到哪里，你打這個電話找我們”。
隨著對賣花女孩的了解一天天加深，“花神社”同學也越來越愁。
“把兩個送回去，另外三個怎么辦？”
“人回去后，會不會又被姑姑接回來？”
“這個走了，姑姑還會找來別的小女孩。”
同學們逐漸認識到，賣花女事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幾名北大學生開始從法律上尋找突破口，這個任務交給了法學研究生閆翠翠。
查資料，請教法律老師、詢問業內人士，閆翠翠得出的結論給原本雄心勃勃的同學們澆了盆冷水。
閆翠翠的結論是，在法律上，賣花女童有法定監護人即家長，所謂的“姑姑”征得家長同意帶女童出來是合法的：“姑姑”對女童僅實行輕度體罰，不對其身體構成永久性傷害，不算虐待罪；義務教育法是民法，在農村中僅以說服教育家長的方式推廣實施，對家長沒有約束力；而女童本身不夠法定年齡，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沒有完全行為能力。
“賣花女事件是擦著法律和道德邊緣的一個復雜事件。”閆翠翠說，大家都知道賣花事件是錯誤的，就是不能根本上解決。
3月20日上午，閆翠翠等人以“非法拘禁罪”向北京海淀分局報案。閆翠翠回憶，當時海淀分局熱情接待了他們。民警詢問相關事由后，表示對此事一時很難定性。
同時，指引學生們去海淀區五道口轄區的東升派處所按程序報案。隨后，同學們趕到東升派出所，該派出所登記受理了此案。
3月31日上午，本報記者和北大學生再次來到東升派出所詢問，辦案民警再次表示此案很難定性，但會將此事移交工商部門和勞動部門妥善處理。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張寒耿小勇（文中賣花女均為化名）本版攝影：本報記者王貴彬
■記錄
從晚上6點到早上7點
兩名賣花女童的黑夜生活記錄
李月和王秀秀的一天是從傍晚6點開始的。
傍晚6點，起床吃飯后，李月騎自行車帶著王秀秀出發。8點左右，她們來到北大賣花；10點后則轉到海淀體育館等地方賣花，直至第二天早上7點。回家吃飯后，10點睡覺。
天天如此。李月說，惟有大年三十那天不用等到天亮就可以回家，“姑姑”也不會因為花賣得少而責罵。
晚11點
“賣花，賣花！”3月31日晚，一到海淀體育館里的KTV門口，王秀秀和李月就開始吆喝。被拒絕后，她們仍跟在男子身旁。跟出幾步遠后，如果對方不理或呵斥一聲，她們就折回，尋找新目標。
李月賣花有兩年多時間，如若遇到有人講價，她會迅速作出決定，把花賣出去。但王秀秀只賣了幾個月，還不會察言觀色。她只會跟在人后，翻來覆去地念叨那幾句話。
晚11點30分
李月說，賣花天天都會挨罵。問她罵什么，她調皮地說，等會兒，別人罵的時候你們聽就知道了。過了一會兒，果然有人被她們跟煩了，大聲罵：“滾！”李月回頭看了我們一眼。
沒人的時候，兩人就坐在KTV的臺階上聊天。李月說，北京比家鄉冷多了。王秀秀則把手往袖子里縮了縮說，“老家冬天穿毛衣就不冷，北京不行。”
晚12點
12點，KTV快清場了。兩人取出一瓶甘油，往干裂的手上抹李月說，現在好多了冬天賣花那才冷呢！雙手全是紫紅色的。
稍做準備，兩人開始迎著車流叫賣。王秀秀扎著兩小辮，穿行在人來車往中，車燈打在身上，顯得格外瘦小半小時后，兩人開始清點收入。李月賣出朵，王秀秀只賣了朵。她把錢交給李月乖乖地看李月數錢。兩人共賣了30元。
凌晨1點
1點左右，兩人到了五道口附近的酒吧叫賣。有時累了，兩人就走進一家通宵營業的書店，躲在樓梯間里坐一會兒。
早6點30分
早上6點半，5個女孩會合，騎車回家。
■賬單
1 賣花女孩的老板稱，他們沒有給孩子定任務，一個孩子每天只掙10多元，他們每月給孩子家寄300元，刨去5個孩子的房租300元，她們每月只賺100多元。
以一個女孩每天銷售15元計算，賬單如下：
年總收入：15元/人/天×5人×365天= 27375元
年純利潤：27375元－300元×5人×12月（寄回家）－300元×12月（房租）=5775元
2 女孩稱，她們每天必須完成30元。記者跟隨兩天，女孩均完成任務。
女孩家屬稱，老板每月寄200元。以30元算，賬單如下：
年總收入：30元/人/天×5人×365天= 54750元
年純利潤：54750元－200元×5人×12月（寄回家）－300元×12月（房租）=39150元
除去花的成本及孩子的飯錢，5個孩子每年大約能帶來兩三萬元的純利潤。
■探訪
“一個孩子每月只賺100多元”
老板否認給孩子定工作量
4月2日上午，記者找到了5名賣花女孩位于北京海淀區西苑的家。
在一間平房門口，曬著5雙磨破了的鞋。李月此前告訴過我們，姑姑回湖南了，負責看管她們的是姑姑的兒子，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她們管他叫哥哥。
整個屋子有10平方米左右，被隔成兩間。其中一間，有兩張上下鋪，5個女孩正在酣睡，可以聽到一個孩子磨牙的聲音。哥哥說，孩子們吃完飯之后就睡覺了，碗筷還在桌子上擺著，有兩個菜：炒土豆絲和肉。
“她們都滿16歲了，在家里念完小學沒事情做才來北京的。”記者質疑年齡時，哥哥解釋說，南方人個子都小，不奇怪。
哥哥說，這幾個孩子都是他們親戚的孩子，家里人很愿意讓他們帶出來。“家里太窮了，根本生活不下去，”他說，在他們那個村子，一下雨泥就沒到膝蓋，連路都走不了。被帶出的孩子基本都是超生的。比如王秀秀，家里有5個孩子，下面還有一個1歲多的妹妹和一個剛出生的弟弟，家里很窮，父母只好她出來賣花補貼家里。
對于孩子們提到的懲罰，哥哥都否認了。“我們從不打她們，也沒有制定任務量，她們能賣多少賣多少。”至于為什么晚上不回家，哥哥說，那是她們自己喜歡在外面玩，不愿意回來。他還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們每月往每個孩子家寄300元錢，一個孩子每天只能掙10多元錢。刨去房租300元，她們每個月只能掙100多塊錢。“她們不愿意回去，因為家里吃的穿的都不如北京好。你們根本想不到我們那里有多窮，到處是和她們一樣的孩子，多得根本幫不過來。”
在這個哥哥眼里，盡管5個女孩過著黑白顛倒的生活，但和同村的孩子相比，還是幸運的。因為她們能掙錢了，而這些錢，是她們的家人勞累一年也掙不到的。
■對話
“不能賣花了他們會送我回去”
賣花女童李月稱最想讓養父母吃好穿好
新京報：爸媽不讓你念書，把你送到北京賣花，你怨他們嗎？
李月（以下簡稱李）：我不怨我的養父養母，因為我不是他們生的，他們可以養我，也可以不養我。可是我的親生父母應該養我，我恨他們，他們不是好爸媽，生了我卻不養我，把我送給別人，所以我才受苦。
新京報：喜歡讀書嗎？
李：喜歡。老師跟我們說過，不讀書長大后就沒用。我不想成為一個沒用的人，我想讀書。
新京報：如果北大的哥哥姐姐送你們回家讀書，你愿意嗎？
李：如果回去能讀書，我愿意回去。
新京報：你舍得離開北京嗎？
李：有點不舍得。我有時覺得家里好，有時覺得北京好。離開北京就見不到北大的哥哥姐姐，我會想他們的。
新京報：回去后，如果父母讓你干活，不讓你讀書呢？
李：我會求他們。如果讓我砍柴，我可以一邊讀書一邊砍柴。也可以放了學之后干活，這樣就不耽誤了。
新京報：你長大后想做什么？
李：我沒想過，也不知道。反正我不想在外面賣花，那樣沒出息。不過，我愿意在店里賣花。
新京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李：我最想讓我的養父母吃好穿好。
新京報：如果沒有碰到北大的哥哥姐姐，你覺得自己以后會怎樣？
李：我會一直在這里賣花。到我不能賣了，他們會把我送回家，我就一直在家里呆著。
■專家觀點
“控制女童賣花實為雇用童工”
法學專家認為，法制完善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張起淮認為，讓未成年女孩棄學校賣花，首先違反了義務教育法。其次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但是，義務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所規定的都是一種義務，沒有強制力。
他說，讓未成年人賣花賺錢，實際上是雇用童工，違背了勞動法，這可以找勞動部門解決。雇用女孩賣花也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可以由工商管理部門來查處。但是，這些都不足以讓控制賣花女童的人受到嚴厲處罰。是否觸犯刑法，則要看實際的行動。
張起淮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讓義務教育法有一定的強制力，只有這樣，才能讓孩子真正擁有受教育的權利。比如，可以讓未成年人在所住的地方登記注冊，如果不上學則有記錄，然后采取強制措施。只有法制進一步完善了，賣花女童的問題才可以真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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