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語
始于上世紀末的流動人口遷移，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農村青壯勞力。受到體制性因素等的制約，他們的孩子被留在鄉下，荒草一樣生長，終于在本世紀初以成為社會問題的方式，提醒主流人群：在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轉型的成本計算中，至少已經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長。
在充斥著各種數據、來自各個層面的留守兒童調查報告中，多是簡單的問卷與局部掃描，全面而嚴謹的研究付之闕如。在媒體已有的報道中，極端的負面個案與戴紅花的榜樣少年讓想要理性認清問題現狀的人們，需要付出格外的努力，在主流人群對邊緣故事的講述方式中進行信息的甄別與還原。
這一轉型路上的衍生問題，其解決之道本質上取決于更根本的制度變遷。一個階層的上升通道如果因為太多“結石”而產生梗堵，痛感遲早要傳遞出來被社會的每個部分感知。
在深入采訪的過程中，記者們不僅驚訝于留守孩兒的現狀，同樣驚訝于這一群體背后更為廣大的整個農村兒童教育的困境甚至農村發展的困境。農民的確擁有了越來越多的選擇的自由，在貧窮的陰影與制度的夾縫之下，這種自由的質量體現在哪里？此時我們才醒悟，“留守”與“非留守”的區別如此脆弱。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边@是時代的流行歌手獻給農民工父母的歌。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新農村建設”未來可以預見的成就，將讓他們走，還是讓他們留？
——劉 陽
交臘村的孩子
楊芝艷，一個人的黑夜
交臘村在2003年以前只有學校有一部電話，村民們要和遠在浙江、上海和廣東等地的打工者聯系，只有靠這部電話。2003年校長配了一部手機后，學校電話的壓力才減小。
楊芝艷是交臘小學六年級的學生，爸爸很早就離開人世。她兩歲的時候，媽媽改嫁了，現在她和哥哥住在一起。
哥哥叫楊富賢，今年18歲，在黔東南州首府凱里技校讀書，放假的時候才回家。平時家里只有楊芝艷一個人，他們的田自己種不了，就只有給叔叔種，收谷子時一家一半。能夠送到楊芝艷手中的谷子有200多斤。他們全家還要買米600多斤。她自己喂了兩只羊，已經有20多公斤了，正在等待新學期的時候把羊賣了掙學費。另外，她還上山采薇菜去賣，一斤15元左右。如果實在不夠，就只有去借，如果借的是叔叔的就不用還了，他們飯不夠吃時就到叔叔家去吃。
“我看到別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時候，感到很傷心。有時候我在家覺得害怕，就和隔壁家的女孩一起睡，有時候還夢見我哥哥，還有我的同學?！?據介紹，她小學階段的書費和學雜費都已經得到滋根基金會的支持，滋根還給楊富賢支付了學雜費和生活費。
楊勝芬，蹲在家里
見到楊勝芬的時候，她正蹲在她家的一個柜子下面，眼巴巴地看著人。她12歲，瘦得只有皮包骨頭。正在讀二年級，能夠聽懂普通話。記者問她有什么希望的時候，她說：“還想讀書?！?/P>
1997年到1998年，她生了一場大病，治療花了一萬多元，現在已經沒有錢治療，吃飯也吃不到兩碗。現在她的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妹妹和哥哥在家里陪她，上學的時候都是妹妹或者哥哥背她到學校去，她自己走不了。但是她在班上的學習成績一直都是第一或者第二名。
楊玉梅，哭過之后
慢慢堅強起來
楊玉梅，三年級，12歲，爸爸媽媽出去打工了。她開始寄住在舅舅家，但從舅舅家到學校有10公里。舅舅家沒有女孩，怕她孤單，就把她轉伯伯家來，她在伯伯家呆了快一年了。
玉梅的父母外出打工六七年了，每年回來一次，在家呆上幾天就走了，最多在家呆一周。他們在廣州搞裝修，也不知道每月能掙多少錢。對玉梅來說，父母掙錢了自己就有新衣裳穿。玉梅平時很想念爸爸媽媽，在記者采訪她之前，她剛接到父母打來的電話，還沒說話就哭了，后來她才慢慢堅強起來，不哭了。
玉梅的伯伯承擔了家里所有的重擔，在他的名下只有一個人的田，好的時候一年能收1000多斤谷子，不好的時候有可能一顆谷子都收不進家，他們租了別人家的5畝田種，收益對半分，每年能夠收入2800斤左右；還要養雞、豬，這些都要拿出去賣，增加一點收入，根本就不敢吃肉。他還要去做木工，這樣，一家年收入有2000多元到3000元左右。他還有一個男孩，已經外出打工去了，自己的女孩在雷山讀初中。
伯伯說，他會盡量照顧好孩子，即使“沒有滋根的資助，我們一樣照顧孩子，少吃一點，少穿一點就是了”。
女法官寫出的160封信
□本刊記者 鐘岷源
發自福建三明
從沙縣采訪回來，才知道遍及全國的“沙縣小吃”背后還隱藏著兩種“隱情”。
其一，沙縣24萬人，5萬多人外出經營小吃。這份小吃已成當地的品牌和經濟支柱之一。縣委書記池秋娜稱，經營小吃占農民收入的40%。
上世紀90年代初，沙縣賭博和民間標會盛行。一時間，標會像病疫爆發一樣紛紛倒會，眾人外出躲債。因小吃手藝祖輩相傳，外逃者就地經營，一二十年過去，“外逃大軍”成就了沙縣的“小吃產業”，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其二，很多父母并沒有把自家孩子帶在身邊，而是留在老家托付老人照看。如此一來，這支龐大的外出經營隊伍后面，就有一支數量不小的留守兒童特殊群體。
而留守孩兒童的成長令人擔憂。來自沙縣法院的數據顯示，十多年來，該院少年庭共審結未成年犯罪案件199件，判處未成年被告人388人，其中留守兒童占43%，主要罪行是盜竊、搶劫和故意傷害等。
當留守兒童脫離學校之后，流入社會而又尚未就業，游弋于家庭、社會、學校“三不管”地帶。他們知識有限，缺乏閱歷，是非難辨，稍有引誘教唆或一時沖動，就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在外父母通常只給他們生活費用而忽視其心理變化，等到孩子受外界不良影響淪為少年犯時，父母后悔不迭。
基于這樣的實情，1992年10月，沙縣法院在福建省成立首家“青少年審判庭”，2003年12月，組建“沙縣‘留守孩’維權工作站”。因其成效突出，2004年6月，沙縣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評為全國少年法庭先進集體。
張岳是這家法院少年庭的庭長。10年前，她還是當地一所職業學校的教師?？既敕ㄔ合到y之后，她就一直呆在少年庭，從書記員一直做到庭長。
而張岳的角色似乎也從起點回到了原點?！爱斘以谕ド?，面對被告席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與他們交流時，這些失足少年泣不成聲，驚恐而又無知地問我，審判完我可以回家嗎？我會被判死刑嗎？此時，我心里總被觸動，想到以前自己從事過的教師職業。教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少年庭的法官就像一名‘特殊教師’?！?/P>
倪志強的緩刑判決
父母在廈門開小吃店的倪志強，因一場爭強好勝的斗毆而在沙縣“一夜成名”。
倪志強原是當地某職業中專學校的住校生。一回與社會上一幫人發生口角，雙方約定以武決斗。兩伙人手持鐵棍、刀具和劍，交鋒城郊麻公嶺。倪志強這伙把對方一人砍成重傷。這場斗毆震動全縣。倪志強這邊9人，6人是其同學，均為在校生。事后，這所學校即被縣委政法委列入重點整治對象。致人重傷者雖非倪志強，可他驚恐萬分逃往廈門，躲進父母的店里。
倪父原是名鄉村教師，本想外出掙錢為兒子上學所用，可脫離父母管教的兒子卻犯下傷害罪。倪父即刻把小店轉讓，帶著兒子回沙縣公安局投案自首。
由于案情復雜，從偵查到起訴幾乎花了一年時間，到了張岳手上進行審判的時候，有8個被告、4項罪名、28頁的判決書。
倪志強所為顯然構成了故意傷害，按正常量刑，致重傷害者，可判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作為主審法官的張岳，在庭審合議之后，判倪志強為緩刑。
“這個結果當時是有爭議的，我們也頂著壓力，萬一倪志強在緩刑期間重新犯罪怎么辦？”
張岳告知記者，少年庭對于留守兒童的判決，要考慮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他們遠離父母，跌倒了，我們要扶一把，不能判完了事。而判緩刑，我們就要做更多的幫教工作。難怪，有個失足留守兒童的母親在給張岳的信中說：“你們的判決給了孩子重新做人的機會，而不會讓他們產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態?！?/P>
為了養家，倪父還是回到了廈門“重操舊業”，并經公安機關的批準，把兒子帶到廈門監管?，F在，倪志強已在廈門一家公司找到工作。
3年160封信
同樣因故意傷害罪入獄的陳毅斌此前已被公安機關行政拘留5次，在法庭上聽到法官4年6個月的判決表現出一臉的不在乎，“我五進五出看守所，今天的判決書就算是我進出看守所的畢業證吧?！?/P>
陳的父親同樣在外忙于生意。而對眼前的陳毅斌，張岳決定用疏導的方式與他交朋友。
張岳與失足留守兒童的書信往來，3年就有160多封。
下面是張岳與陳毅斌的書信“對話”。
——2003年4月30日。張岳姐姐，我想拜托您一件事，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幫我去找我爸爸一下，因為現在天氣冷，這邊沒毛衣穿，我沒有錢買毛衣。如果我老爸不來看我，叫他可不可以寄點錢給我。我長這么大，除了我叔叔奶奶外，就你對我很好！我想要你做我姐姐行嗎？
張岳回信：你說沒有毛衣御寒，我心里很擔心，馬上聯系你父親，但還是沒法找到。我希望你別太傷心，我會給你寄去毛衣、毛巾，還有一些食品。春節來了，希望你快樂，也希望聽到你受嘉獎或減刑的消息。
——5月3日。在少管所的日子，我覺得自己真的變了許多，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愛打架了，而且有了自己改造的方向。現在我已經有6個嘉獎了。
張岳回信：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從你獲得6個嘉獎也可以看出你正在積極努力改造，真心希望下次再去幫教時，你已經獲得了減刑，加油！努力！告訴你一個小秘密，我到法院工作之前當過老師，所以今后你可以稱我為“張老師”，老師總是要教育學生成材的，你愿意當一個特殊的學生嗎？
——5月8日。也許你回憶童年，是件美好的事，但對于我來說，我不敢想，因為我的童年給我心中帶來了極大的傷害。我覺得要找一個朋友很難，我希望你能教導我。
張岳回信：交朋友特別是最可信任的朋友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現在處的環境特殊，交往的人也有限，等將來改造好了回歸社會，會有更大的接觸面，我們以后還可以面對面來談論這個問題，好嗎？
幾年來，張岳的周末差不多都是在辦公室度過，那是她給這些失足“留守孩”回信的時間，也是與她的這些“特殊朋友”談心的時候。
顧及敏感的心靈
在張岳看來，失足留守兒童的心理反應格外敏感，因此沙縣法院少年庭的“圓桌審判”就充分體現了人性化的設計。
普通的法庭布局均有三個落差，審判席最高，公訴人和辯護人其次，被告最低。而沙縣“圓桌審判”的結構是，被告、辯護、公訴和法官的位置是平行的，并且連成一體，呈半圓狀，象征母親張開雙臂擁抱改過自新的孩子。被告席的桌子設計成翻開的書本，意寓未年成人在接受審判時，就像在課堂一樣，做錯事了，要學會改錯。而法庭的主色調是乳白色的，含義是洗刷過去，重新書寫人生。
張岳告知記者，在這樣的環境下審判，有助于消除未成年人在法庭上的緊張情緒，避免他們的兩個極端：或者法官問什么，就盲目認罪；或者什么都不說。
不僅如此，張岳還要求主審法官在每個案件的《判決書》后面附加“法官寄語”，針對留守兒童的敏感心態，因勢利導地給予開導和鼓勵。
曾有一回，當張岳主審的一個案件的《判決書》送達看守所之后，七八名同號在押的犯人傳閱她寫的“法官寄語”后，推薦了一名“代表”給沙縣法院寫來一封信。
他們說：我們多數都是“留守孩”，我們的父母在外面，我們是多么想念自己的親人，多么渴望有自由的生活，但是，悲慘的命運降臨到我們頭上?？吹健胺ü偌恼Z”，我們想到的是，你們都有一顆善良慈母般的心，希望你們能給我們一點改過自新的機會。
留給政府的責任
沙縣僅夏茂鎮的“留守孩”就有1200多人，這部分人群因缺少家庭的教育和看管逐漸成為社會治安的一個隱患，單純依靠張岳們的“青少年審判庭”和“沙縣‘留守孩’維權工作站”，確有力所不及之處。單靠法院而沒有配套制度，許多幫教工作就有可能前功盡棄。
該院副院長余其興對記者說，“留守孩”問題應該納入社會的綜合治理，現在他們走的是兩條線，一條是司法系統的，包括公檢法司，另一條是社會的，包括工青婦，關工委、街道社區等等。而司法系統內部因為涉及財力、人力反而不好弄，比如少年犯和成年犯關押在一起容易“交叉感染”，我們提出分押，但沒錢解決不了。我們的詢問、起訴，都需要懂得少年犯罪心理方面的專家，但我們的人才還不夠。
社會那條線，目前在沙縣做得相當活躍。就在記者采訪的時候，沙縣方面正在召開有關“留守孩”成長的專題會議，縣委副書記潘峰、副縣長邱華英協調教育、公安、計生、法院等等眾多政府部門，明確提出要形成政府合力解決留守兒童問題。
現在，他們專門為留守兒童創辦了全日制學校，建立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調查制度，與失足留守兒童父母建立“監管保證書”和“成長新生書”制度，在街道社區設立“留守孩愛心矯正勞動教育基地”等等。各種跡象表明，這個縣在繼續拓展小吃產業的同時，也正在對留守兒童負起責任。
鏈接： 留守兒童：害怕被社會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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