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北京行知實驗小學學校創辦之初，學生們在上課的情景。
4月28日，北京市行知實驗小學五年級學生張鐵豹（左）、郭云雷（中）、鄭浩（右）擠在一起上課。
4月28日，北京市行知實驗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丁維在教室里吃飯，他的飯盒里只有米飯和土豆，可他大口大口吃得很香。
4月28日，北京市行知實驗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丁維在教室里吃飯，他的飯盒里只有米飯和土豆，可他大口大口吃得很香。
京城農民工子女學校自1994年前后出現，已有十余年歷史，可謂風風雨雨。如今，進城農民工子女上學還有多難？記者近期對京城一些農民工子女學校進行了明察暗訪。
辦學12年，搬家竟8次
擁有3000名在校生的北京行知實驗小學，接納的全是農民工子女。校長易本耀說：“我們是北京菜地里‘長出’的學校。”
這所京城較早的農民工子女學校始建于1994年，舊址在五棵松路西沙溝附近的菜地里，教室就是兩間窩棚，給50多名打工子女講課的就是易本耀夫婦。“不能讓第二代農民工當文盲”，這是他們的辦學初衷。
“但一些政府部門容不得我們，哪怕在郊區的菜地里也不行。”易本耀拿出一張自己繪制的辦學漂泊圖，指著上面彎彎曲曲的搬家路線說：“這十來年，我最怕的就是學校搬家，好多次都是被政府部門、公安干警驅趕著，搬一次，我就‘死’過去一次，要一兩周才能緩過氣來！”
記者從圖上摘錄了這所學校在京城搬家的停駐點，共有8處，分別是：五棵松菜地——甄家墳——沙窩村——彰化村——凌云出租房——五路居48號——紫竹院路60號——龔村67號。
這個搬遷路線圖跨越北京豐臺、石景山和海淀三個行政區，易本耀形容“就像長征”，其中1997年春天的兩個星期里，學校被迫搬了3次家！
“搬家、遷校，這已成了所有農民工子女學校面臨的難題。”擁有2000多名學生的京豫陳學校校長陳復耀說，“我們最早在豐臺區，落腳到現在的大興區西紅門鎮之前，已被迫搬過4次家！”
據北京市教委的統計，到2005年底京城自辦的農民工子女學校有264所，多時達到350多所。這些學校基本上處于流動狀態。
每次遷校，都有一些農民工子女因路太遠而失學。陳復耀說，他們從豐臺搬到大興時，一次就流失了200多名小學生，“不知這些可憐的孩子現在有學上了嗎？”
盡管生存很難，搬家很累，前途并不明朗，但這些校長們執著地守望著身邊的希望。易本耀說，十多年來，送到行知學校的農民工子女從幾十人增加到幾千人，但仍有不少孩子進不來。
眼下，易本耀最擔心的是再次搬遷。他說：“盡管我們現在有幾千名在校生，但校園仍然是租賃的，而且處于待拆遷地段，再次搬遷難以避免。今后我們的奮斗目標就是為農民工子女建立一個穩定的學習場所。”
從“強行驅趕”到“積極應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被稱為“國內最早研究農民工子女學校問題的專家”。他將農民工子女學校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無視”，這種態度的消極表現是驅趕和查封；第二階段是默認和應付；現在是第三階段積極應對。
趙樹凱的描述，暗合了京城一些農民工子女學校校長的辛酸經歷。
易本耀說：“學校第三次搬家來到京郊沙窩村時，剛上了一上午課，下午2點有關部門的人就來了，正粉刷校園墻壁的工人被打，師生被叫到馬路上接受訓話，說我是非法辦學。”學校當天就停課了。
陳復耀說，他在豐臺區曾4次被驅趕，其中一次是當地領導帶著城管、綜合治理、衛生等9個部門來封門，把學校的48間房的房頂都扒了。一位領導說：“一個外地人到北京來辦學校，膽大包天！”無奈，學校輾轉搬到大興區。
轉折發生在2004年。這一年，北京市連出措施，并下發文件，建立起一套接收來京農民工子女就讀的工作程序。這一變化的背景是：2003年國務院就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發文，特別是當年9月，溫家寶總理考察北京石景山區玉泉路小學，動情地在黑板上寫道：“同在藍天下，共同成長進步”。
中央的重視帶來了可喜變化。北京市提出，農民工適齡子女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與有本市常住戶口的學生“一視同仁”，接受農民工子女的公辦中小學將按人頭得到財政經費。自辦的農民工子女學校，則按照“扶持一批、審批一批、淘汰一批”的原則區別對待。到2005年底，在京城264所農民工子女學校中，有49所獲得辦學許可證，易本耀創辦的行知學校名列其中，一批不達標的自辦學校被取締。
據北京市教委的統計，近兩年北京市財政每年下撥約69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支持來京農民工子女就業較多的區縣。對已批準的49所學校配備了490萬元教學設備。同時投入750萬元，在農民工子女比較集中的4個區建設5所可移動的專門學校。
但一些自辦學校校長坦言，在京約40萬流動兒童中，公辦學校只接收了一半左右，另外約20萬人就讀的仍是自辦的農民工子女學校。石景山黃莊學校校長陳恩顯說：“同樣是為孩子提供基本的義務教育，同樣是接納農民工子女入學，為什么城市公辦小學就能按人頭享受政府財政支持，而自辦的農民工子女學校就沒有？”
走出“我是誰”的困惑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有一首叫《我是誰》的歌謠在京城農民工子女中廣為流傳。歌謠的背后，道出了第二代農民工的復雜心態和對社會公平的聲聲呼喚。
“我們的校園很小／放不下一個鞍馬／我們的校舍簡陋／還經常被迫搬家／我們的教室很暗／燈光只有幾瓦／我們的桌椅很舊／坐上去吱吱啞啞”；
“要問我是誰／過去總不愿回答／城里孩子的爸爸媽媽送他們上學／一路鳴著喇叭／我們的爸爸媽媽送我們上學／埋頭蹬著板車”。
但這些農民工子女并沒有一味抱怨，隨著政府的關心和政策支持，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正像歌詞最后所寫的：“北京的二○○八／也是我們的二○○八／老師把她譜成了歌／同學把她畫成了畫／我們都是中國的娃／都生活在首都的藍天下／要問我最想說什么／我愛我的北京／我愛我的祖國”。
最近，國務院出臺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鄭重承諾：要“保障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意見明確“輸入地政府要承擔起農民工同住子女義務教育的責任”。同時要求“輸入地政府對委托承擔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要在辦學經費、師資培訓等方面給予支持和指導，提高辦學質量”。
新的政策讓農民工群體欣喜，但他們也擔心好政策能否在地方得到落實。不少農民工子女學校校長說：“義務教育本應由政府提供，我們打工子女學校彌補了公辦學校的責任缺失，沒用國家投入就解決了大量農民工子女‘有處學’‘學得起’和‘愿意學’三大難題，為什么給一個名分就這么難呢？”
“沒有政府的承認，我們的老師不能評職稱，學生發不了正式的畢業證，學校不敢大投入，我們將永遠‘不死不活’地承擔著義務教育的社會責任！”一些打工學校負責人呼吁，國家應監督相關政策的落實過程，讓義務教育真正惠及全民，給農民工子女一個公平的教育起點，讓他們盡快走出“我是誰”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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