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子弟學校生存狀況側記
圖片說明——
上:我與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吳帥(右)合影。他在交流會上說出了他的愿望:將來做一個教育家,將他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學經驗出版成書;
中:苗苗小學校長李剛,他身旁的圖片中,有他曾經創辦的、已經被取締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舊影;
下:一個農民工子弟學校老師的孩子,他一直纏著我為他拍照,這是他認為的“最酷”的造型。他問我的唯一一個問題——哥哥,你每天都吃肉嗎?
5月4日“協作者”舉辦的“農民工流動在邊緣”圖片展交流會后,我對來自民工子弟學校的老師代表吳帥和一位接受贈書的民工學校創辦人進行了交流。
來自河南農村的吳老師有些拘謹,在會后長時間地站在一個角落里,聽旁邊的人說話。說起他來北京教書的經歷,他漸漸變得放松了些。他拿著一月五六百元的工資,雖然學校包吃包住,要有積蓄仍然十分困難,但他仍然很有信心地說出了他的愿望,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優秀的教育家。
當我提出一個假設,問他能不能夠接受一個事實,在西部,拿著以前民辦教師的幾十、上百元的工資,工作幾十年時,他笑了笑,說那樣很難。
吳老師說起去年春節晚會上一個關于農民子弟學校的小品,表現得異常氣憤。他說,民工子弟學校其實不像小品中所描述的那樣,老師連“鵝鵝鵝,曲項向天歌”都讀錯。農民工子弟學校同樣抓教學質量,他們的老師到如今依然經常吃咸菜泡飯,盡心盡力地教好學生。
自己辦農民子弟學校七八年的李剛老師,一個勁地拉著記者,說著他的辦學經歷。這個年到中年的剛烈男人,從97年開始辦學,經歷了太多的艱辛。他曾經創辦的一所民工小學,因為“非典”的緣故被要求停辦,但他沒有停下他為民工子弟創造一個相對輕松的學習環境的愿望。如今,他是一所由他一手創辦的民工學校——“苗苗小學”的校長。他現在的學校有兩百多個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子弟,連他在內,有八個老師。由于師資的極度緊張,他和他的老師不得不一人承擔多門課程,像家長一樣地帶著一群孩子;為了補貼學校相當拮據的教學經費,他和他的愛人一起,在教學之外,做一些小生意。他的小學對正常的孩子每人每學期收取三四百元的費用,包括學雜費和吃飯,特別困難的學生,他們就減免甚至不收任何費用。用李老師的話說,能幫一點幫一點,看著這些孩子出去流浪,可惜了。他的學校的老師,一月同樣是拿著五六百元的工資。
談到面對那些農民的孩子,他意味深長地說,如果他不將這些孩子召集起來學習,說不定他們會在大街上流浪,甚至可能學壞,因此,即使是給他們一個安定的環境也好啊。他因此有些為難,但當他提到最近一件事情,他擠出經費,為學校添置了8臺舊空調時,又充滿了希望。他說,這樣一來,孩子們夏天就不會因為天熱而無法學習了。
李剛校長還帶來了他的孩子,一個四五歲的調皮的男孩。這個孩子在交流會上,一直纏著我為他照相。他擺出了幾個流行的明星在照片中的姿勢,最后用小手的拇指和食指撐開一個“V”字,讓我為他拍下了那張他說是“最酷”的照片。這個孩子,我讓他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他比劃了很久,還是只能寫出一個“李”,另外畫了兩個連他自己也讀不出來的奇怪圖形。他問的一個問題使我心頭一痛——哥哥,你每天都吃肉嗎?
另外還有那個叫段美玲的來自北京海淀行知學校的女孩。她在交流會前,一直安靜地坐在一個凳子上朗誦她的發言稿,雖然只有一頁,但她始終讀得很認真。我對她說為她照張相,她就放下發言稿,端端正正地坐在了我的面前……
在這次交流會上,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派來了他們的學生代表。這個學校在北京已經生存了十年,如今已經正式掛牌,獲得了政府的承認。一所以民間力量為基礎的學校,以農民工子弟為生源,甚至經常因為各種生存狀況的與公辦學校標準不合,而時常被勒令整頓甚至停辦,不得不四處遷移,它能夠存留十年,而終于得到承認,是一件多么漫長、多么艱辛的過程。這樣的打工子弟學校,他們像是一個更大的城市流浪者,領著一大群自己的孩子,居無定所,時常遷移校址;教學物資匱乏,老師待遇不如一個建筑工人;那些孩子,有著迫切想要讀書的愿望,如果他們不能受到比較穩定的教育,將會流落街頭……這樣的學校,缺乏國家教育資金的支持,還處于半地下狀態,他們需要我們整個社會的共同關注,需要有心人伸出一雙手。正像“協作者”發出的尋求支持訊息一樣——
“如果您有不用的舊衣服,希望您能捐給我們,我們將替您把它送到最需要它的人們手中;您有書籍、過刊,也歡迎您捐給我們,讓更多的打工朋友們有機會接受知識;另外您有復印紙(包括單面使用過的)、辦公家具、舊電腦也歡迎捐給我們,如需要搬運,請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去拿……”
這就是在城市中艱難生存下來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學生,以及學校本身的現實狀況。然而,這些狀況也只是冰山一角,遠遠無法囊括住分布在城市中各個角落中的打著農民工印跡的學校和孩子們的一切。
應該明白,我們要做出點什么,給他們一點幫助,并不難。我們只要有一顆平常心,希望所有人能夠獲得相對平等的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就能夠做到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