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精神的培育中，需要的是兼濟天下的情懷，而非獨善其身的自憐。“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是達成公共理性的應有態度。在事關社會大眾福祉、國家民族未來的公共事務的處理上，公民個體不僅要發聲，更要行動。不僅要行動，更需要堅持。吳立紅 為“大我”棄“小我”，臨大難而不渝志，這正是當下社會最需要的一種公民精神———雖不易，但珍貴。

　　我們中很多人已然記不得無錫的藍藻大爆發、松花江的大污染了，更何況是吳立紅曾經表演過的西西弗斯 的神話？吳立 紅的入獄悲劇，并不是中國 的環保事業的污點，而更像是一道傷口。這昭示著一種困境。對吳立紅那樣的環保“光棍 ”，很多國人應該對他說一句：我欠你的。

　　吳立紅，很多媒體將之稱為環保事業的堂·吉訶德 ，但我覺得他更像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光棍”———這是一種人生態度，更是一種有著歷史傳統的罪名。

　　今年4月，吳立紅服完“敲詐勒索”罪的三年刑期之后，出獄了。這個環保斗士、“太湖之子”、2005年中國十大民間杰出環保人物，差不多被公眾遺忘了。這種被遺忘，宣示了一個民間環保人士的宿命。

　　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將過去，我們中很多人已然記不得無錫的藍藻大爆發、松花江的大污染了，更何況是吳立紅曾經表演過的西西弗斯的神話？吳立紅的入獄悲劇，并不是中國的環保事業的污點，而更像是一道傷口。這昭示著一種困境，在中國，吳立紅那樣“激進”的民間環保者，難逃悲劇的命運，而罪名是現成的“光棍罪”。

　　吳立紅，江蘇宜興的農民，他走上了舉報太湖流域污染企業的民間環保之路。起初，吳立紅只敢匿名舉報，“這叫人家在明處，我在暗處，不容易暴露目標”。1998年，那場太湖治理“零點行動”中，吳勇敢地站出來，他為記者帶路，使當地多家化工企業被曝光查處。

　　他贏得了名氣，也使自己變得“敏感”和危險起來。據報道，當地派出所所長先后5次上門傳喚吳立紅。2002年，鎮上出現了數張針對吳立紅的大字報，未等吳立紅質問，派出所就干脆把他關進了看守所 ，在環?？偩治劭厮舅鹃L田為勇 的干預下，他才在關押數天后被釋放。2005年，中華環保世紀行記者團赴太湖地區采訪，吳立紅一出現在記者下榻的賓館，就招來了“便衣”。

　　另一方面，吳立紅還被“利誘”著。據2005年他入選“中國十大民間杰出環保人物”的官方資料稱：1998年，周鐵鎮允諾送給時任南方吸音廠銷售部副經理的吳立紅一份600萬元的機械合同，周鐵一 家大型化工廠的廠長也答應送他一筆2000萬元的外貿業務，還有的老板愿意送他一套商品房，都希望他不要告狀。“不明不白的錢我不要，哪怕是一天打工掙20塊錢，我心里也踏實”。吳立紅說到了，也確實做到了。

　　然而，吳立紅還是倒在“不明不白的錢”上了。2007年他被捕之后，當地官方媒體如此報道：“2002年以來，吳以舉報、媒體曝光所謂‘環保’問題相挾，多次向有關企業和單位敲詐勒索，情節惡劣”———常州市某企業轉包了宜興市一環保工程，吳找到該企業負責人，自稱與各級環保部門和媒體十分熟悉，要求“好處費”，勒索該企業15000元；2004年，吳編造事由，偽造某企業印章、私開收據，騙得現金30000元。但據當事方的宜興市原環保局長和乾震鋼鐵廠表示：這只是一筆中介業務的糾紛。

　　然而，吳立紅還是被定罪了。也許他真的在法律上有罪，在中國某些地方，舉報作為納稅大戶的污染企業，毀了地方“環保城市”名節，本身又何嘗不是一種“罪過”呢？

　　中國本來沒有“騎士”，也就不可能有堂·吉訶德，多的無非是“光棍”———不安分守己者。歷史上，國家對農民的最大政治要求就是本分，“不本分”就是原罪。那些頭腦活絡、替人出頭、尋官家晦氣、主持正義者，是要被官家打入另冊的，甚至要定罪處刑，這罪名“光棍罪”。

　　“光棍罪”原指游民尋釁滋事的犯罪。但后來，“光棍”有了某種“維權者”的味道，比如，按清朝官方的說法，自稱跟上級官員有關系，藉訪察之名滋事生非，叫“訪行”；有以架詞唆訟為業者，叫“訟師”。通過一個又一個個案，清朝皇帝把一個又一個罪名拉入了“光棍罪”中———比如，代人告狀、起哄造謠生事（挾仇誣匿名帖、造作歌謠）、罷工罷市抗官。這林林總總的罪行后面有著一貫的邏輯———不守本分的刁民是有原罪的。

　　是故，國人總是不愿意為公共事務出頭的，自己不敢對損害自己權利的人大聲說不，只想搭別人出頭的便車。所以，中國不僅有西方意義上的“公地悲劇”，還有中國特色的“公地杯具”———在環境污染中不僅有人大賺黑心錢，還有人難脫被定罪的“杯具”，最“杯具”的莫過于受益者的冷漠和遺忘。對吳立紅那樣的環保“光棍”，很多國人應該對他說一句：我欠你的。

　　點評人

　　何兵

　　中國政法大學

　　法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