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想知道這個小老頭兒身上怎么蘊藏著那么大的能量,他如何面對地方上官官相護的局面,告倒那些污染大廠,即便他們能為自己辯護得一毛不拔,但礙于法律也只能改道排污了,這就是勝利。”這是《時尚先生》對王燦發的評價。2008年,他與張藝謀、姚明、陳光標等30人被譽為代表“中國光明面”。
1959年出生的王燦發今年剛好50歲,已是知天命之年,他笑稱自己已經是個“小老頭”。但“小老頭”依舊樂觀豁達,神采飛揚。
與環保結緣
1983年,在吉林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廈門大學任教的青年教師王燦發來到北京大學法律系進修。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到了中國早期環保法規起草者之一陳正康的環境保護法課程,從此和環境法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時的中國,人們對環境保護以及環境保護法律的關注接近于零,國內也只有兩三所大學開設了環境法學課程。王燦發隱約意識到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保護遲早會成為中國的大問題,而《環境保護法》能幫助中國解決即將面臨的環境困惑,同時也是全人類應對污染難題的一個途徑。于是,王燦發選修了北大的環境法課程。后來他又萌生出一個更加大膽的想法;在廈門大學開設環境法課程。他給廈門大學的負責人寫信,表達了自己想開設環保法這門課程的想法,并很快得到了批準。于是他一邊聽課一邊編寫教案。盡管這讓他很勞累,但卻沉浸在幸福和興奮當中。1984年,從北大進修回來后,王燦發成為廈門大學第一位環境法教師。
時隔25年,王燦發至今難忘在廈門大學的第一堂環保課。在講到關于海洋環境保護法的時候,他問自己的學生們:“你們知道世界上兩大風景畫派出現在哪兒嗎?”
學生們一臉茫然。王燦發繼續說到:“這兩大風景畫派一個在荷蘭,一個在英國,因為它們是海洋國家,海洋的氣象變化和色彩變遷能夠刺激畫家的大腦,畫出世界上最美麗的風景畫。”
學生們很快就被他所描繪出的景象吸引住了。說起這些,他難掩自豪:“我當時是廈門大學個子最矮的老師,同時也是最受學生們歡迎的老師之一。”
在廈大教學的成功,最終確定了王燦發此后的教學和研究方向。1985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學環境法學研究生。1988年,王燦發畢業后進入中國政法大學從事環境法學教學、研究工作。當時,中國政法大學里還有幾個和他一樣致力于環境法研究的老師,但當時環境法研究的前途不被看好。到1995年,學校里只剩了王燦發一個人還在堅持教授環境法,他包攬了全校5個院系的所有環境法課程。
令他欣慰的是,如今中國政法大學的環境法研究所已有9位老師,學術水平躋身全國前列。現在我國每部環境法律、法規的出臺,幾乎都離不開這些學者的參與。
對環境保護法的興趣引發了王燦發的環保意識,他說:“這是對人類很有用處的一部法律,在當時的中國還很少有人從事這方面的教育工作,再加上我本人很喜歡大自然,喜歡呼吸新鮮的空氣,有渴望美好環境的愿望,所以決定投身到環境保護事業當中。”
如今,王燦發與環保結緣已有25年。
赤子之心
但真正促使王燦發實現從理論型學者向實踐型學者轉變的是一個辛酸又欣慰的故事。
上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也開始凸顯。1995年,江蘇省一個養鴨大戶貸款買的4000只鴨子十幾天內就死光了,其他村民養的魚蝦也死了無數。經調查,原來這一切都是周圍幾家大型企業排放污水所致。村民們連貸款都還不上,更不要說花錢請律師打官司。王燦發得知這一消息后,揮之不去的使命感迫使他給這些村民去了封信,說愿意為他們打官司。后來,他3次跑到案發地,經過一番論戰,法院一審判決排污單位賠償受害村民74萬元人民幣。對原來血本無歸的農戶而言,這無異于雪中送炭。
這次訴訟的勝利給了王燦發極大的鼓舞,這是他第一次用專業知識實實在在為百姓辦了一件事。王燦發想,全國肯定有許多像這些村民一樣身無長物,告狀無門的受害者。為此,他打算成立一個專門機構,為環境污染的受害者提供幫助和資助。從1996年開始,王燦發到處找資助、游說有實力的機構和個人。1998年,王燦發才在校園里正式成立了“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1999年,他又籌到第一筆資金并于同年11月1日,開通了熱線電話。
熱線開通前的一天,王燦發在《北京晚報》發了一個不到100字的消息,說次日8點半開通熱線。開通熱線的當天早上8點,他就來到辦公室,正拿鑰匙準備開門,就聽里面電話響個不停。那一天,王燦發共接到50多個求助電話,有的人還抱怨老是占線。
“我知道我做對了。”回憶起這段歷史,王燦發既欣慰又感慨。
“在咱們國家做點事,先得確定一個目標,然后慢慢地走,路上會有很多障礙,要做現實一些,還要避免與大環境相沖突。”
在幫助中心,每天都會接到來自全國各地求助者的電話,他們大多是生活困難、投訴無門的“污染受害者”,而這些也恰恰是王燦發在創立中心時確定的幫助對象。
“每一個受害者都是弱者。”王燦發強調說,“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生活困苦,所以更加同情這些弱者。”
王燦發出生在山東省菏澤市的一個貧窮小山村,家里姊妹四個,他是最小的。王燦發從小家里生活就比較困難,“所以我的個子這么小可能就是因為小的時候營養不良。”他笑著說,“讀高中的時候,我每個月的生活費就2元錢,學校給補助0.5元,每個月從家里拿1.5元。玉米(資訊,行情)面的窩頭都當菜來吃,最常吃的瓜干面(地瓜切片曬干后磨的面)窩頭,黑得象狗屎一樣。”
因此,當福建省屏南縣1721名村民向幫助中心求助時,王燦發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1992年3月,亞洲最大的氯酸鹽生產廠———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落戶溪坪村。此后,當地空氣質量越來越糟,周圍的毛竹、果樹、花卉全部枯死,下游魚蝦逐漸絕跡。這個以種植毛竹為主的小村莊在1990年至1994年間,只有1人患癌癥死亡。而1999年至2001年的2年時間里,共有17人死于癌癥,成為轟動一時的“癌癥村”。從1995年,即化工廠投產的次年到2004年,溪坪村適齡青年征兵體檢連續9年竟無一人合格。當時《新聞聯播》記者前去采訪,縣領導多方搪塞,播出那天,全縣強制停電。
村民最終想到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案子打得很艱難,拖了多年,直到2005年12月,二審判決生效,判賠68萬余元。此案也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評為2005年十大影響性訴訟之一。
漫漫維權路
王燦發總向人推薦一部好萊塢影片《永不妥協》,片中講的也是環境污染糾紛的真實案例,一個沒受過高等教育的小律師打贏了3億美元賠償的官司,創造了美國歷史上同類民事案件的賠償金額之最。
他說:“在中國,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打環境官司太難了。”
說到環境維權,王燦發始終離不開一個“難”字。“環境糾紛的加害人往往是能夠給當地創造稅收和就業機會的企業。既然這個企業能夠給當地帶來稅收,就會受到當地政府部門或暗或明的保護。起訴難、取證難,判決難,執行難。”
“比如起訴,很多時候,法院根本不給立案。有的法院連不予受理的裁定書都不給,想上訴都不行。究其原因,還是地方行政力量的干預。按照我國法律規定,造成1人死亡、3人重傷或者10人輕傷的責任事故,都要追究刑事責任。一旦法院立案,民事訴訟發生以后,可能就要涉及到刑事問題。有的法院院長直接對我們說,要理解他們的工作。”王燦發無奈地說。
王燦發給記者講述了最近剛剛在最高人民法院審結的案子,這個案子整整被拖了15年。1989年,浙江省平湖師范農場特種養殖場場長俞明達引進20對美國青蛙,繁育成功。1993年,就在俞明達蝌蚪養殖步入正軌后,上游出現了5家染化企業。排放的污水給俞明達的養殖場帶來了滅頂之災。1994年開春,養殖場的蝌蚪出現死亡,眼見蝌蚪一天天減少,無奈的俞明達開始四處上訪。然而,上訪沒有阻止5家企業的污染行為,到9月,蝌蚪幾乎全部死光,直接經濟損失48.3萬元。
15年,歷經兩級檢院抗訴四級法院審理,年近七旬的俞明達才最終勝訴。
“事實上,環境問題的解決最終還需要各級地方政府轉變觀念。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同時也應該看到環保經濟的前景,從而轉變現有的經濟模式。”王燦發說。
最近,王燦發剛剛完成對北京市即將制定的垃圾處理辦法提出意見。王燦發認為,讓居民自己將垃圾細分的做法很難實現。建議只要將垃圾分為干垃圾和濕垃圾就可以了。在居民將生活垃圾初步分類后,再將干垃圾經過機器篩選進行分類,濕垃圾可以放在一起進行堆肥。另外,在垃圾收集的過程中也要細致,“現在很多居民將垃圾是做分類處理了,但垃圾車還是混在一起拉走了。”
簡單生活
王燦發的生活忙碌而簡單,除了做環境教學和實踐的工作,他從不參加非必須的應酬。“如果趕得及一定回家做飯。”
“他們都說我做飯好吃,比她(女兒)媽媽做的好。”和談環保問題時的焦慮狀態相比,談到家人,王燦發卻顯得輕松自在。“他們沒有把我的榮譽和光環當一回事兒,好像我取得這些榮譽沒什么值得激動,如果沒有取得這些榮譽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只有一次,2005年我被推選成為"2005綠色中國年度人物"的候選人,他們也沒什么反應。后來我說第一輪要投票,女兒才發動同學給我投票。我們家的氛圍就是這樣,對誰都沒有壓力。”
7月6日,在北京大學的元培學院,王燦發又一次站到了講臺上。但這一次和環保無關。他要代表學生家長在女兒的畢業典禮上發言。談到女兒,王燦發臉上滿是驕傲。
王燦發介紹說,女兒文章寫得很好。2003年9.11事件后,她利用課余時間寫了5萬字的“911外傳”;利用高考后2個月,還以瀟湘月為筆名在網絡上發表了20萬字的小說。“學心理學將來對她的寫作也有好處。”
簡單生活并沒有讓王燦發有停下來的想法,他與環保結下的是一輩子的緣分,有生之年還要把環境維權繼續做下去。在采訪的時候,他一再叮囑,希望通過媒體讓更多的人知道幫助中心,讓更多的污染受害者看到希望,讓更多的人走到環境維權這個隊伍中來。
“我們不怕案子多,就怕有人退訴。”王燦發說。
2009-7-9 9:40:00 使用本網內容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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