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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面臨的新問題，只能用進一步改革來解決
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進程中，我們面臨著國內矛盾凸顯期與國外摩擦多發期的交織，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臨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回。
我們應當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來正確觀察、分析當前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開放就曾經成為一股甚囂塵上的思潮。在這個歷史緊要關頭，鄧小平一錘定音：“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當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貫徹執行了鄧小平南巡談話的重要精神，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廣大人民群眾能過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與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相聯的。
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問題、新矛盾。目前群眾中反映比較強烈的，有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問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本著與時俱進和務實解決現實問題的精神，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方略；其本質是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堅持改革為主線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定能逐步統籌解決城鄉間、地區間、貧富間的差距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統籌解決對外開放與對內發展相協調問題。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統統歸罪于市場化改革本身，動搖和否定改革，這顯然是片面的、錯誤的。在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背景下，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貧富差距的問題，不是因為市場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因為市場化過程中因權力之手的介入，讓有些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暴富起來。借助行政權力致富，損害弱勢群體，恰恰是舊體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責怪市場化改革呢？
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和擴大，也并非改革的錯誤；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礙，難以深入、難以到位的必然結果。其中一個重大阻礙，在于既得利益層使改革的整體效率曲解成“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讓“權錢交易”通行無阻，越演越烈。歷史已經證明，“讓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戰略決策，“效率優先”對于突破舊體制，激發解放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也使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水漲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貧困人口從當初的3億多人減到目前的2000多萬人。這表明整個改革開放的“效率優先”旗幟上，也寫著“公平”二字。縮小貧富差距，不應當是人為地壓制致富，而應當通過平等的權利保護和提高窮人發財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仇富”情結無助于縮小貧富差別，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這是現代工商文明淺顯的道理。
當前，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為民眾提供的社會服務，如教育、文化、住宅、醫療衛生、社會就業、社會治安、生態保護、環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在“端起碗吃肉”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后，“放下筷子罵娘”凸顯了。“罵”什么呢？“罵”土地被征占、舊房被拆遷，“罵”教育醫療收費太高，“罵”買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罵”貪官太多、司法腐敗，“罵”治安太亂、安全無保障，“罵”信息不透明不對稱、辦事不民主，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正是社會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
顯見，改革中諸多問題和矛盾的真正焦點，在于體制轉軌中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資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給）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成為社會財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權力市場化也對改革本身產生嚴重扭曲。在一些本不應該由市場發揮作用的領域，出現了利用市場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應該大力推進市場化的領域，市場化改革卻步履維艱。
僅以土地市場化為例，地方政府幾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權擁有者參與交易的權利，直接成為市場交易的主體；從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開發商成為最大的獲利者，使使用權擁有者的農民、居民利益受到損害。近年來城鎮拆遷和農地征用環節的大量民事糾紛，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壟斷土地征用與土地要素市場化之間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場化中功能定位及權力運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是深層次體制因素的表現，尤與行政管理體制息息相關。2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比較多地在技術層面上效仿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形式，而較少吸取市場經濟制度的本質內容。特別是要素市場改革的滯后，不僅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問題。因此，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書中，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被列為各項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決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壟斷專權問題，以此打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通道，實現市場經濟完整推進。從職能上說，政府應當從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變成公共服務的主體，把公共資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開地向公眾服務分配，致力于創造一個有利于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
中國正處于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結構的大變動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認識多樣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調整利益關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廣度、難度、復雜度都在增加；而我們在思想上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計劃經濟的影響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勢的變化，遇到問題往往做出意識形態的極端判斷，把問題歸罪于改革。有人以個案來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負責任的態度。
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判斷，堅決以科學發展觀來統領全局，推進全面改革，不能動搖，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實踐，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還需要完善，市場經濟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證明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才能救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是人心所向，發展市場經濟是大勢所趨，加快發展經濟社會是眾望所歸，與時俱進進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原編者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報》評論員，《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評論”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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