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 史訓鋒／圖
2006年春節后，一篇題為《改革不可動搖》的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文章認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問題，應當依靠深化改革來解決，并尖銳批評了當前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論傾向。
引人關注的當然還有文章的署名——“皇甫平”。15年后重現江湖的這個署名，讓人聯想起1991年發表于《解放日報》，倡導深化改革的“皇甫平系列評論”，該系列評論曾被人評價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先聲。
圍繞《改革不可動搖》，學界及民間關于改革方向的爭議一時間充斥網絡，更有人指出，“改革開放的拐點時刻到來”，“又到思想解放時”。文章的作者，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先生身處輿論中，也漸有歷史記憶“恍惚重來”之感。
2月12日，周瑞金先生在上海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細數文章《改革不可動搖》發表的前后。
一旦那些不正確的言論漸成氣候，可能會困擾改革進一步深入的決心
記者：一篇文章的發表以及產生深遠影響，往往與“時機”相關，15年前的“皇甫平評論”可謂切中時勢，這一次，您再度開言改革，是否也是適逢時機？
周：是。15年前國內外形勢下，人們對改革方向有許多爭論。當年“皇甫平”文章提出推進改革開放，產生巨大影響，也引起激烈論爭。今天，社會上對當前遇到的改革中的新問題和矛盾正議論紛紛，甚至出現一股否定市場化改革的傾向，于是《改革不可動搖》一文應運而生，提出以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為主要內容的深化改革目標。
記者：為什么不更早出來發言？
周：我實際上也觀察了相當一段時間，之所以選擇在今年說，因為今年是“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這個規劃提倡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解決改革中的問題，這是個很有利的闡釋時機。我覺得不能再等了，一旦那些不正確的言論漸成氣候，可能會困擾改革進一步深入推進的決心。
記者：您寫這樣帶有某種指向性的文章時，是否有策略上的考慮？
周：這一次我很講策略，最初是發在網上。網絡上可以反對，可以支持，比較自由，也不會成為正式的論爭，而1991年則是在上海的黨報上發表。這次我是作為一個退休者，依靠自己對社會的見解，發出醒世微言。海外媒體揣度我言論的背后動機時，我馬上在網上回應，講清來龍去脈，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懷疑和猜測。及時澄清，這也是策略。
記者：有人評價，《改革不可動搖》中的觀點并不新穎，它所以引起了廣泛爭議，全靠“皇甫平”的署名……
周：“皇甫平”是個具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署名。這一次被用出來并非我的本意，我也沒想到這個署名還有這么大的影響。
我已經退休，原來只想著努力就改革發表一點意見而已。當然這也是我今年要寫的重點文章，我翻閱了很多材料，經過一段時間醞釀，也征求了一些意見，文章并不只是我個人的智慧。
有些尷尬的是，因為這個署名，我在文章中真正想表達的意圖反而被部分遮蔽了。我想說的就是，對改革反思的各種意見不應該導入姓“資”姓“社”的制度之爭，而應該是改革如何深入的問題。我試圖在文章中揭示，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這個公共品包括義務教育、醫療保險、社會保障、社會治安、司法、環保等諸多方面。因此，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從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主導型的經濟體制，深化政府職能、機制與管理體制改革，才是當前深化改革，解決民眾諸多不滿意的關鍵所在。
統統歸咎于改革，就把問題提升到社會制度層面了
記者：那么改革目前所遇到的弊端的癥結到底在哪？
周：歸于一點，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沒有伴隨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顯得滯后了。如果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不配套的話，改革就要遭遇瓶頸。
從職能上說，政府要回到社會公共服務的本位上來，政府不應該做市場應做、而且可做之事，真正承擔起政府應做、可做，市場卻無法做到的事，比如對公共需求品考慮不夠，富余財政也沒及時向公共事業傾斜。以前講經濟發展了，一切都水到渠成，但現在顯然許多問題還滯留著。有的地方改善了市容，營造了城市，但對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看病、治安等矛盾在累積著的問題解決不夠。
記者：有人說您的言論置民生疾苦不顧，鼓動改革是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代言？
周：改革，我是得益者。一個農家子弟一步步走到今天，完全是因為改革才有的。我能有機會有平臺用自己手中的筆，寫出“皇甫平”的文章，推動思想解放，這也是因為改革才有的。但我絕不是那種依靠腐敗，損人利己，以非法手段獲取利益的得益者，我更不是什么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些自有時間、公眾、歷史、實踐去檢驗。
客觀說，包括弱勢群體在內，大家都是改革得益者，改革把綜合國力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人民的生活也提高到小康程度，大家也獲得了更多自由發展和平等的權利，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至于改革中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是可以通過進一步改革和發展解決的。
這篇文章本意還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說話，我不否認改革中的諸多問題，不否認弱勢群體在改革中被邊緣化的遭遇。但如何解決？煽動仇富情結，制造對立情緒，能解決公平問題嗎？全盤否定國企、教育、醫療衛生和住房的改革，能夠解決看病難、上學難、就業難的問題嗎？
記者：有人批評您對貧富差距太過寬容，是因為你身在高位，無法真切調查研究問題的嚴重程度？
周：退下領導崗位后，我離開廟堂，接觸社會的機會比以前更多了。也許我全面調查不夠，但我一直在關注這些問題，也在看相關的書，我了解到，我國一次分配中存在嚴重的不規范現象，如壟斷行業和無償占用全民資源的企業獲得過高的超額利潤，一些政府機構和教育衛生行業存在嚴重的違規收費的“偽政策”等等，使得社會成員在市場競爭中機會不平等，權利和權益被侵犯，造成社會不公正。此外，收入差距拉大，就業壓力增加等等。再有如我上面提出的人民對公共品的需求日益增長，而投資型的財政體制對公共品的供給和服務不到位。
所以我在文章中強調，改革的目的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仇富情結無助于縮小貧富差距，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這并不是對貧富差距的太過寬容，而是改革實踐給予我們的有益啟迪。
記者：有人指斥你患有市場膜拜癥？
周：這不是膜拜的問題，你看看全世界，哪個國家的經濟進步不是靠市場經濟獲得的，這已經是被證明的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況且我們還提宏觀調控。前些年，老百姓批評政府介入太多，計劃成分太濃，才幾年現在又批評市場成分太過分。民間情緒和聲音，要重視，但不能一味為其左右。
記者：如何面對在改革中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如何正確對待這些對于改革相對激奮的負面情緒？
周：現在容易讓人模糊的是，似乎凡是為窮苦老百姓說話就是好的，但問題是，怎么樣為老百姓說話？
要知道，科學發展觀的要害核心還是促進發展。我們的目標是共同富裕，應當關心幫助弱勢群體，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貧富差距的縮小還是要靠發展生產力來解決。這里我特別強調一下，今天貧富差距的拉大，引起民生關注，與忽略了公共品的提供有極大關系。社會主義優越性，主要表現在提供社會公共品的公平和公正上。在經濟發展不快，民眾溫飽尚沒有解決的時候，政府注意提供公共品——教育收費低廉，有公費醫療和勞保制度保障，住房是國家分配，公共交通便宜等等，這才有雖然貧窮但依然公平之感。改革后，經濟發展了，個人收入提高了，私人品的供應充足了，但社會提供的公共品不足，公共品供給不僅短缺，且不公平不公正，這就成問題了。在一些發達國家，雖然貧富收入的差距也很大，但由于政府提供給社會的公共品比較平等，社會矛盾就不突出了。
現在有些人把貧富差距等問題統統歸咎于改革，這就把問題提升到社會制度層面去認識了，認為中國的改革走向資本主義了。其實只要客觀冷靜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公共品的短缺低效問題，恰恰是行政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改革，是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
記者：網絡上反對您的聲音，您有過大致的思考嗎？
周：相當部分是年輕一代，他們沒有過往歷史經驗的教訓，容易被情緒感染。還有一些來自學界的不同聲音，他們還堅持計劃經濟體制的觀點。
這里也有一個對比的問題。為什么現在有些人懷念建國之初，當時雖然經濟落后，但注意公共品的配給，比如住房、暖氣等都由單位包攬，看病有報銷，一下子讓人覺得十分有優越感。
我倒不認為駁斥我言論的多為改革的失意者，這一代人吃過歷史的苦，但他們未必這么憤激，因為經歷過動亂年代，歷史經驗告訴他們，社會進步還是顯而易見的。現在的經濟繁榮，暢所欲言，能夠通過網絡隨意發言，這些都是改革帶來的。
記者：這些反對、批評的言論有沒給你帶來困擾和壓力？
周：受到攻擊說明有影響，我就怕文章石沉大海。引起爭議，可以促發大家思考。這個時候應該有靜氣，幾篇反對文章算什么？我自認站在真理的一面，順應潮流。這不是個求個人安穩不安穩的問題，我有話就要說，這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我家里人不贊成我寫文章，說一篇文章能改變什么？我說，一篇文章是改變不了什么，但我作為老報人、老干部，應該有改革成敗，匹夫有責的責任感。我想安度晚年，但我還有一支筆，就這么一支筆，能說說話。
我的文章是按照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寫的，也符合“十一五”規劃。當年我是贊同鄧小平講話精神，而這次是符合中央的文件精神。
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改革，是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探索。我們常說“摸著石頭過河”，這就是說邊改革、邊反思、邊完善、邊前進。我并不反對反思改革，我的文章也是在反思改革。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近年來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提出科學發展觀，也可以說是反思改革的成果，反思改革應是在推動中反思，不應該促使改革停滯后再反思，對于反思的市場經濟更要分清楚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總不能因為反對壞的市場經濟就把好的市場經濟也反對掉了……
記者：這一次的論爭，您會覺得多大程度上影響到現實層面？
周：過去社會一度只關注GDP，關注經濟增長。欣喜的是，政府已經有意識在糾正，科學發展觀已經有了全面的闡釋。
貧富差距說到底是最棘手的，江澤民同志就曾表示，自己主政13年，貧富差距的調節是最難的，因素很復雜。但是現在，網絡上流行“劫富濟貧”的思路，中國現在究竟有多少富人，究竟富到什么程度？一味鼓吹這個，窮人非但得不到好處，還會導致富人的財富流失。這對社會發展沒好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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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平:《改革不可動搖》
改革中面臨的新問題，只能用進一步改革來解決
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進程中，我們面臨著國內矛盾凸顯期與國外摩擦多發期的交織，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臨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回。
我們應當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來正確觀察、分析當前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開放就曾經成為一股甚囂塵上的思潮。在這個歷史緊要關頭，鄧小平一錘定音：“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當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貫徹執行了鄧小平南巡談話的重要精神，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廣大人民群眾能過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與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相聯的。
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問題、新矛盾。目前群眾中反映比較強烈的，有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問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本著與時俱進和務實解決現實問題的精神，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方略；其本質是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堅持改革為主線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定能逐步統籌解決城鄉間、地區間、貧富間的差距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統籌解決對外開放與對內發展相協調問題。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統統歸罪于市場化改革本身，動搖和否定改革，這顯然是片面的、錯誤的。在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背景下，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貧富差距的問題，不是因為市場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因為市場化過程中因權力之手的介入，讓有些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暴富起來。借助行政權力致富，損害弱勢群體，恰恰是舊體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責怪市場化改革呢？
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和擴大，也并非改革的錯誤；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礙，難以深入、難以到位的必然結果。其中一個重大阻礙，在于既得利益層使改革的整體效率曲解成“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讓“權錢交易”通行無阻，越演越烈。歷史已經證明，“讓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戰略決策，“效率優先”對于突破舊體制，激發解放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也使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水漲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貧困人口從當初的3億多人減到目前的2000多萬人。這表明整個改革開放的“效率優先”旗幟上，也寫著“公平”二字。縮小貧富差距，不應當是人為地壓制致富，而應當通過平等的權利保護和提高窮人發財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仇富”情結無助于縮小貧富差別，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這是現代工商文明淺顯的道理。
當前，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為民眾提供的社會服務，如教育、文化、住宅、醫療衛生、社會就業、社會治安、生態保護、環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在“端起碗吃肉”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后，“放下筷子罵娘”凸顯了。“罵”什么呢？“罵”土地被征占、舊房被拆遷，“罵”教育醫療收費太高，“罵”買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罵”貪官太多、司法腐敗，“罵”治安太亂、安全無保障，“罵”信息不透明不對稱、辦事不民主，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正是社會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
顯見，改革中諸多問題和矛盾的真正焦點，在于體制轉軌中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資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給）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成為社會財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權力市場化也對改革本身產生嚴重扭曲。在一些本不應該由市場發揮作用的領域，出現了利用市場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應該大力推進市場化的領域，市場化改革卻步履維艱。
僅以土地市場化為例，地方政府幾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權擁有者參與交易的權利，直接成為市場交易的主體；從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開發商成為最大的獲利者，使使用權擁有者的農民、居民利益受到損害。近年來城鎮拆遷和農地征用環節的大量民事糾紛，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壟斷土地征用與土地要素市場化之間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場化中功能定位及權力運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是深層次體制因素的表現，尤與行政管理體制息息相關。2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比較多地在技術層面上效仿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形式，而較少吸取市場經濟制度的本質內容。特別是要素市場改革的滯后，不僅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問題。因此，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書中，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被列為各項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決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壟斷專權問題，以此打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通道，實現市場經濟完整推進。從職能上說，政府應當從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變成公共服務的主體，把公共資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開地向公眾服務分配，致力于創造一個有利于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
中國正處于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結構的大變動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認識多樣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調整利益關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廣度、難度、復雜度都在增加；而我們在思想上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計劃經濟的影響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勢的變化，遇到問題往往做出意識形態的極端判斷，把問題歸罪于改革。有人以個案來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負責任的態度。
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判斷，堅決以科學發展觀來統領全局，推進全面改革，不能動搖，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實踐，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還需要完善，市場經濟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證明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才能救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是人心所向，發展市場經濟是大勢所趨，加快發展經濟社會是眾望所歸，與時俱進進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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