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出生的澀澤榮一自幼便修漢學與習劍，但明治維新改變了他的命運。1867年，他作為日本使節團成員出席了在法國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后又在歐洲游歷將近二年。當時歐洲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制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為他以后的活動奠定了基礎。回國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職，曾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辭職“下海”，投身實業，業務遍及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筑等眾多領域，堪稱日本近代的“實業之父”。
《論語》代表仁義、倫理和道德，而“算盤”當然是“精打細算”、“斤斤計較”的“利”的象征。澀澤榮一認為，傳統觀念總把“義”與“利”對立起來，這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儒生有“為富不仁”之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論述。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是與一些不法商人的種種不當牟利有關，以至形成“無商不奸”的看法。但是，當把這種觀念絕對化之后，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卻產生了極大的害處。因此，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曉“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時又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實并不違背“至圣先師”的古訓，盡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與道德有虧。他說：“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系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他認為，“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是今天最緊要的任務。”因為不追求物質的進步和利益，人民、國家和社會都不會富庶，這無疑是種災難；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這樣也才能確保其富持續下去。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與務實。“如果偏于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因此，有士魂，還須有商才。”但“只有《論語》才是培養士魂的根基”，因為“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瞞、浮華、輕佻的商才，所謂小聰明，決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認為，后儒對孔子學說誤解最突出的是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仁義正道”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澀澤對孔子的財富觀作了一番論證和說明。他對《論語》和《大學》有關論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無鄙視富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也就是《論語·泰伯》所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人們對孔子“義利觀”最嚴重的誤解是把“利”與“義”完全對立起來，結果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于道德的規范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至想盡可能鉆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但這種利己主義會把國家送上不歸路，正如《大學》所說：“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就是說，由個人的貪戾這種細微小事發展下去，就會導致國家動亂這類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修身養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空談心性，鄙視實業，也是導致國弱民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他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后走向了亡國。”因此，他主張，“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他還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論語》與“算盤”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確表示一定要把《論語》作為商業上的“經典”。他的工作“就是極力采取依靠仁義道德來推進生產，務必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
現在，誰也不會否認“義”與“利”應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也只有“義利合一”，兩不偏廢，人類社會才能幸福，才有希望。當一個社會處于轉型時期，各種規章制度、法律法規極不健全時，社會就為個人的非法牟取暴利留下了巨大空間，但在這種情況下，道德的自律就更顯得重要。今天的市場經濟本身即以契約、誠信為基礎，如果沒有道德的依托，市場經濟的架構最終將無法建立起來。所以，即使在今天，《論語》與算盤也應該合而不能分，合則兩利，分則兩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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