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茜
（導語）熱火朝天的擴建，完全缺乏財務約束的借債，日甚一日的入不敷出，大學可能正在紛紛踏上“破產”的不歸路張立是某大學的一位新生，在位于市郊的新校區上大一。前不久，張立聽到了一個壞消息，學校要賣掉在市區內的本部，全校將全部遷到位于大學城的新校區，這將他們在大學的后兩年去“城里”上學的理想泡沫擊了個粉碎。據說，起因是學校建分部欠了銀行一筆巨額的債務，必須賣地償債。然而，即使是賣了本部也難以還清債務，張立和他的同學紛紛議論著學校 “破產”的風險。不過，這并不是這所學校單獨面臨的尷尬，眾多大學其實都游走在“財務破產”的邊緣。
大學會破產么？20年前，這似乎是一個不值得一問的問題，然而，就是這個原本有著絕對否定答案的問題，今天正在中國逐漸變成一種現實的危機。民辦大學艱難求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占全國90％的公立大學也紛紛墜入了重重財務危機，原來，大學也有入不敷出的一天。
大學，又一個高危行業
“你們學校借錢了么？”這是近年來大學領導們相互之間最為流行的“問候語”，其中雖然不乏“戲言”的成分，卻也十有八九地概括了當今大學的財務狀況：舉債“興教”已成為大學的一種“時尚”。
20世紀末，國內高校的擴招高潮一浪勝過一浪。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以下簡稱“藍皮書”），1999－2004年期間，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增長了2.2倍，其中研究生人數增長了3.1倍，而此前1993～1998年的6年間，分別只增長了34.4%和86%。
顯然，原有的教學條件已經不能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對教學硬件、軟件的需求，于是，高校的擴張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大學城”這個新名詞也應運而生。大學城不是在一天建成的，與大學城一起壯大的是大學的招生規模，還有巨額的銀行貸款。
自從1999年初，各高校獲準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后，大學和銀行之間的聯系就愈發緊密，在銀行的“大力支持”下，一座座大學城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位于河北廊坊的東方大學城占地7.3平方公里，投資達50億元；南京的仙林大學城的規劃面積達70平方公里，投資達50億元；同屬南京的江寧大學城占地30平方公里，投資達40多億元；位于廣州小谷圍島及其南岸地區的廣州大學城占地超過43平方公里，投資竟高達120億元……除了上述大學城中的“巨無霸”外，還有眾多“小型”大學城零散地分布于全國各地，它們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功不可沒”。
一邊是大學擴張帶來的大學教育的欣欣向榮，一邊卻是自身的負債累累。
根據國家審計署于
江蘇省審計廳曾對全省省屬高校負債情況進行了一番調查。在正式的審計報告公布之前，審計廳已經向外界透露，一批省屬高校由于建設新校區等原因，欠下巨額債務是不爭的事實。其中，南京財經大學貸款規模達8億元左右，南京郵電大學也有7－8億元，南京工程大學也有3億元之多。
問題是，如此高的負債率，大學有能力償還么？事實是，它們已經陷入了深深的還款陷阱，不提本金，每年的利息已足已讓它們氣喘吁吁。
有消息稱，南京中醫藥大學為在仙林大學城建設占地1500多畝的新校區，目前除欠銀行7億余元貸款外，還欠各施工單位款項上億元。該校領導也曾經向媒體承認，學校每年的收入除正常開支外，只能還清銀行貸款的利息，還本金不大可能。因為學校每年學費收入為1億元左右，政府年撥款6000多萬元，除去1000多名教職工一年內近億元的工資獎金和教學、科研和行政開支，所余款項只夠償還貸款的年利息。學校的財政已經捉襟見肘，據一位老師介紹，近年來，學校教職工的待遇明顯走了下坡路，不但原定的教工工資的調整遲遲不能到位，連原先的課時費用也一降再降，助教的課時費由原來的40元將為25元。
如果將大學當作公司，以中國今日大學資產負債率之高，財務風險之大，中國大學顯然已經成為繼銀行、證券業之后的又一個高危行業。
大學也會破產嗎？
“唉，肯定還不起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大學財務處工作人員感嘆，該大學在大學城里新建的校區看起來氣勢磅礴。
如同一個蓄水池，如果出水管總是比進水管粗一圈，即使有源源不斷的收入進賬，也會因過于高額的支出而早早干涸。收入來源難有保障，支出卻節節攀高，大學入不敷出并不是天方夜談。
在大學的收入這一欄中，國家財政性教育資金理當排在首位，不過這也會因大學的“出身”而命運各異。國家教育部部屬院校，可以直接獲取國家財政的撥款，經費相對充足，只是這類大學只占全國大學的比例很小，而由地方政府撥款的大學，則要看地方財政的狀況了。
總體而言，近年來，國家財政撥款的總額雖呈上升的趨勢，但是占大學收入的比例在逐年下降。教育學者郭海的統計表明：1990～2002年，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來源的比重從93.5%下降到50%，而這也符合國際慣例。世界各國都把基礎教育作為政府財政投資的重點，由政府承擔其主要投資義務，政府財政的公共投資占基礎教育投資的比重達到80－90%。相比之下，我國財政投資占基礎教育投資比例顯然太低。因此，增加投資基礎教育的比例顯然是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投資方向。對于大學而言，雖然這部分資金來源尚有保障，但上升的空間已經很有限。
學費是近年來大學增加收入的一大“法寶”。近幾年來，中國高校學費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學費占教育成本的比例也越來越高。有統計表明，學生及其家庭負擔的高等教育成本從人均GNP的1.65％上升至51.87％，一些地方性大學甚至達到71.8％，普通百姓對學費已經不堪重負。因此，大學學費的增長空間已經所剩無幾。雖然2000年以后高校對擴招的研究生收費，成為高校的另一大重要“財源”，但這僅限于研究力量較強的大學，對于那些教學型大學而言并無多大意義。事實上，近期研究生、本科生頻繁拖欠學費的新聞開始時有所聞。為了控制大學學費急速上升的勢頭，政府已經逐漸對收費標準開出了“指導價”，即使部分高校可按教育部門規定可高于普通標準收取學雜費，但未必能按照預期招收到足夠的人數。如北師大大學珠海分校2002學年學雜費入不敷出，虧損892萬元，而貸款前預測的是收支相抵結余700萬元?？紤]到以上種種事實，中國大學繼續以盤剝學生為手段的“挖潛”能力顯然也已接近極限。
更為尷尬的是，高額收費也很難保證學費的持續增長，因為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隨著高校不斷增加供給已逐步得以滿足，已經度過了“井噴式爆發”的階段，而高考適齡人數也將在2008年以后走下坡路。根據教育部的測算，到2008年，高考適齡（18－22歲）人數將達到最高峰。也就是說，2008年以后，居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將逐步下降，大學的學費收入增長前景可謂極其黯淡。
外來收入的增量有限，大學自身造血的功能也未見起色。根據《2004年全國普通高校校辦產業統計分析報告》，2004年，全國高校校辦產業實現收入總額、利潤總額、對學校的回報分別為969.3億元、49.93億元、17.53億元，其中科技型企業占比分別為82.23%、82.07%、47.06%。即便不考慮虛報因素，也可以看出，中國高校創收收入總額非常有限，且利潤集中在科技型企業，這說明少有幾家大學有能力依靠科技創收。高校的上市公司中，業績平平的占大多數，而像南開戈德之類則早已難以為繼，無奈將殼轉到他人名下。
除了各種名目繁多的正式收費之外，亂收費也是大學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如今，大學的收費已經實現了“創造性”的突破，各類費用可謂五花八門：有未經批準的進修費、MBA學費，有輔修費、旁聽費，超標準、超范圍收費的學費、住宿費；有強制收取服務性、代辦性收費；還有重修費、專升本學費等……2005年，部屬18所高校收取的上述費用競高達8.68億元，比2004年增長32%，占當年全部收費的14.5%。不過高校顯然不能對這類收費的可持續性報太大希望。教育產業化所激起的天怒人怨，讓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為中國最惡名昭著的行業之一。其監管的日益收緊，收費的規范化已勢在必然。
由此看來，大學的收入似乎已經接近天花板，很難再有突破。但在另一方面，大學支出的剛性增長還會長時間持續。
新校區的開辟、配套設施的完善、大學的基建支出、大學員工不斷增長的收入要求就像一個無底洞，一旦陷進去，就難以爬出來。南京中醫藥大學分別耗資億元的圖書館和體育館就讓筆者數目驚心，前者終于在建建停停后交付使用，而后者則因為經費匱乏，仍然尷尬的矗立在校門口的左側，正式啟用不知是何年。
不過，在一輪又一輪大規模基建之后，更讓大學頭疼的估計還是滾滾而來的利息，這些巨額貸款的利息像一座大山，將它們壓得沒有翻身的余地。位于南京江寧大學城的南京工程學院新校區總面積達2250畝，預計投入11億。除了一期工程4。2億的投入外，學校還有7億的融資缺口，而在已經投入的4。2億元中，該校已先后向工、農、建行借款3億多元。面臨每年2000多萬元的利息，學校的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巨額的利息支出是它們為了擴張而瘋狂貸款后必須吞下的苦果。
由于教學規模的擴大，高校的設備購買、教職工的工資支出也不是一筆小數目。不知不覺間，大學教師們的抱怨漸漸無聲無息。國家教育部的數據顯示，1984－2004年期間，我國高校教師年平均工資增長了17.8倍，更何況，在公立高校中，行政人員通常超編，許多高校中行政人員的數目甚至高于教學人員。隨著高校之間的“人才”戰越來越激烈，驚人形成了攀比之風，你用百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校經歷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升級”過程，?？粕秊楸究疲?SPAN lang=EN-US twffan="done">“學院”升為“大學”，大學還得進入“
高校的支出項目中還有一項，可以稱作“無奈的浪費”。如今，多數高校的老校區均在城區，而新校區都在郊區，二者之間的距離少則十幾公里，多則幾十甚至上百公里，住在城里的教師們為了去新校區上課，搭在路上的時間遠比上課的時間長，撇開這隱性的浪費不說，這每天來回的班車費用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南京大學一位老師介紹，由于來往鼓樓校區與浦口校區要過長江，很不方便。僅過橋費在內的班車成本，“每年要跑掉一幢樓。”
鑒于以上種種原因，我們大致可以判斷，中國已經有相當部分的大學已經達到技術性破產的邊緣。中國大學普遍的財務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換言之，在未來幾年中，大學的破產或者債務重組將是高概率事件。
軟預算之禍
“不建教學樓，怎么進入“
不可否認，中國的大學并不是獨立的教育機構，而是隸屬于中國龐大的行政體系，因此，雖然冠以“大學”之名，但往往帶有中國官僚結構的“特色”。校長是誰任命的？他們的業績評判標準由誰來定？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直接關系到高校的決策。
目前，中國各大高校的主要領導遵從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們的個人能力、辦校成果都必須遵循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制定的規則，他們任職的期限，職位的升遷或調動，都掌握在這些部門手中。在這種體制下，高校的領導者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種“官僚人格”。眾所周知，大學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其教學質量和科研能力，但是這些“軟件”因素不但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積累和維持，見效慢，而且不能都在直觀上被察覺，這對于追求“立竿見影”的高校領導者而言，顯然不是最優選擇。在現行的機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內，很多高校領導與地方官員一樣，開始盲目追求數量上的增長，而忽視了質量上的提高，而高校也走上了“粗放型發展”之路。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顯示自己的業績，高校紛紛大興土木，圈地造樓就不足為奇了。
客觀上看，鑒于位于城中的校區面積小，而且難以向外擴展，擴招后的高校紛紛在城郊建立新校區是一種較為理性的發展方向，可是在一陣“大干快上”之風吹過后，許多高校猶如脫了韁繩的野馬，在沖過了本該止步的終點后繼續狂奔。
根據江蘇省教育廳的資料，全省已經開工或計劃建設的大學城達9座，如果每座大學城平均容納5萬名學生（這只是保守估計），全省大學城可容納45萬名學生。而江蘇全省每年的考生人數只有20多萬人，即使所有考生都選擇省內就讀，這些大學城的規模也要浪費一半。與此同時，高校的基建費用也是扶搖直上，從2003年起，江蘇高校每年的基建費用從以前的大約10多億元升至80－90億元，投資規模僅次于交通建設。
為何高校的擴建如此缺乏計劃性？追根求源，高校擴建在規模上的一味求大，是因為其資金使用的“軟約束”。一直以來，高校并無公布其財務狀況的義務，其資金往來幾乎完全不透明，資金的使用也鮮有監督。多數大學領導都懷著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的宏愿，無論如何，在氣勢上要高人一籌，在開支上就缺乏成遠見和成本意識。一旦貸款到手，擴建、裝修便更加肆無忌憚。辦公樓、教學樓要盡量豪華，體育館內的設施要盡量先進，操場要盡量大，校園要盡量美化……大學城內的校園可謂你拼我比，競相綻放。即使超出了預算也沒多大關系，也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有消息稱，1993年南京某大學浦口校區動工，由于基建材料價格上漲，當年出現了400萬元的資金缺口，由江蘇省政府劃撥，而這筆款項最終以核銷而了之。
國家審計署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四城市大學城的占地中，高爾夫、房地產等經營性項目和山體、綠地、水面及閑置地等就占42%。更有甚者，大學城中的項目已經完全超出了人們正常的想象。在東方大學城項目中，有一個號稱“亞洲最大”規模、占地高達6640畝的那個高爾夫球場！但更讓人費解的是，該大學城通過審批的規劃面積只有5000多畝，而在東方大學城實際占用的11000多畝土地中，高爾夫球場竟然占據了6640畝地！不難推斷，在很多不切實際的景觀美化和走調的“附屬產業”的背后，則是腐敗的滋生。在高校大搞形象工程的運動中，圖謀搭乘教育這個便車而牟取暴利的人不在少數。
此外，在高校擴建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也“功不可沒”。在“211工程”的評選體系，一些對教學硬件條件的要求成為地方政府追求當地GDP業績的工具。根據國家教育部相關規定，對于進入“211工程”高校的撥款，只能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如此一來，地方政府通過低價出讓土地的辦法以“支持”教育，銀行也開出了誘人的貸款條件，以彌補學校建設經費的不足，于是三方相近很晚，一拍即合。
只是目前大學城的開發建設，已經脫離了原先單純解決高校擴招壓力的初衷，成了誘人的“蛋糕”。對于政府，利用銀行貸款來支持高校擴建可謂“一石二鳥”。銀行在政府的隱性擔保下，似乎找到了優質客戶，為多余的存款找到了相對“安全”的去處；政府則不但解決了教育經費的投入不足問題，還坐收了由高校擴建帶來的GDP增長以及周圍地區的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地方政府雖然低價向高校出讓了土地，但是早已在其周圍的土地出讓中賺了個盆滿缽滿。以南京的江寧區為例，隨著大學城的安家落戶，當地商品房價從幾年前每平方米千元左右上升至現在的每平方米3000多元。面對這一即將到來的多方共贏的局面，豈能錯過？
中國高校盲目擴張規模的原因在于其官僚行政單位的本質，而這種屬性所帶來的，則必然是財務上預算軟約束。其情形與過去的國企毫無二致。
誰將為大學壞帳埋單？
“你們借那么多錢怎么還？”
“在借錢的時候，我們壓根兒就沒打算還。”
這是一段發生在兩所著名大學負責人之間的對話。毫無疑問，這肯定會讓中國銀行家們暗中叫苦。
公立大學大量向銀行貸款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根據藍皮書，2004年，按照高校貸款最高估計2000億元。但是如果公立高校作為非贏利性機構，少則上億元，高的達數十億元的貸款，其還貸能力從何而來？這不得不讓人頓生疑問。
前文已述，眾多高校由于過度借款，現如今已經淪入有力付息，無力還本的境地。如果收入來源發生波動，那么其付息的能力也要大打折扣，銀行的貸款風險面臨大幅上升。有消息稱，一些當地的銀行紛紛接到總行通知，暫停對高校的所有信貸、授信業務，包括已經簽約和正準備發放的貸款。內地的大學城項目已經被排在“鋼材、水泥、電解鋁”之后，成為又一個高風險貸款項目。
但是據記者采訪的結果，銀行方面的態度并非如此消極，它們認為高校貸款均有土地作為抵押，如果高校發生財務危機，銀行理論上可以通過拍賣高校事先圈得的土地甚至其他固定資產以收回貸款。不過，這也許只是銀行表面樂觀的理由罷了。因為土地的價格波動性很大，從根本上講并不具備保值能力，加上這兩年土地基礎價格被大幅炒高，土地的實際抵押價值更是可疑。即便剔除上述因素，如果“高校”概念不復存在，這些郊區的土地也沒有多少增值潛力。
可見，銀行并非要依靠賣樓賣地來收回貸款，其真正賭的是政府肯定回來救火。如果銀行和高校之間發生借貸糾紛，作為當初力促“銀校合作”的地方政府會袖手旁觀么？對教育負有終極責任的中央政府會不出來干預嗎？在銀行看來，由于大學城項目多受政府支持，政府似乎已經成為這些巨額貸款的“第二背書人”，即使沒有明示的擔保，也做了隱性擔保。如此一來，政府就要被推到風口浪尖。高校的瘋狂擴建，銀行的熱情解囊，在這背后是它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假設――高校還不起債務，自有政府來填窟窿。這是否也是一種你請我愿的“銀校合謀”呢？
當然，政府充當救火隊長也不無可能。如果沒有政府的及時趕到，那些國有銀行、券商們的不良資產早已夠它們破產數次了。鑒于高校“破產”具有極強的外部性，政府不但不會見死不救，甚至會撥出巨款，以示安撫。到頭來，只剩下迷惘的納稅人，一邊為高額的學費苦苦掙扎，一邊為償付高校的貸款而默默貢獻。
大學作為當今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之一，不僅吃銀行、財政，也同樣吃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其一家通吃的欲望和能力比其他分利集團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篇文章：
“大學經濟”的破產
陳銳
搜遍google，未見有“大學經濟”這樣的專用名詞。在總部經濟、假日經濟滿天飛的當今，卻未見有大學經濟的提法讓人甚是訝異。也許是因為有些東西是可以明說的，而有些東西是只管做不能明說的。這正如某位教育部官員所言，“教育部從來未提過教育產業化”，但這并不妨礙中國的教育已經變成一種赤裸裸的盈利事業。于是，既得利益者們都保持沉默，但卻都在爭相分食大學經濟這塊肥肉。自1999年以來，在來自亞洲開發銀行的知名經濟學家湯敏的“大學擴招可以拉動國內需求”的理論感召下，大學所發揮的“經濟”功能絲毫不比火爆的假日經濟遜色。
回顧這六年，盡管反對之聲此起彼伏，但在精英們的推動下，大學的超常規擴招和普遍的高收費得以“順利”推進，但當初所設想的大學經濟的繁榮似乎并未如期而至。隨之而來的，卻是公眾對大學教育日益表現出來的強烈不滿和質疑，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按理說，隨著大學錄取率的提高，上大學本該變得更加容易，可對于某些群體來說，現在上大學卻變得比先前愈加艱難，甚至要付出血的代價。幾乎每年的初秋，我們都會在媒體上看到因大學學費問題而引發的各種各樣的人間悲劇。而更多的現實是，大量落后地區的農民由于貧窮，只好讓他們的子女放棄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也由此失去了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貧窮的代際鎖定似乎越來越成為當下中國的現實。
（小標題）“大學經濟”幻象
（導語）將大學擴招作為拉動消費的手段，也許除了中國，世界上再無先例可循。
中國經濟在達到1993年政治經濟周期的頂點之后，開始一路下滑，1997年剛剛稍有起色，卻又遭到席卷整個亞洲的金融危機的當頭重擊。作為拉動中國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外貿出口，從前一年21％的增幅猛跌至1998年的0.5％;外國投資也跌至20年來的最低水平。而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國家決定人民幣不貶值，但也由此導致了國內通貨緊縮、內需不足的嚴峻形勢。
為了擴大內需，國家在實施了一系列刺激出口和投資的措施之后， 開始不遺余力地刺激消費需求，延長節假日，實施所謂的“黃金周”假日經濟正是始于此。在此期間，可謂急病亂投醫的決策層竟將目光投向了大學教育。當時任職于亞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
此言論一出，即刻引起了高層決策者的重視和青睞。因為其所包含的經濟學原理太容易理解了——大學生數量的增多，必然導致大學規模的擴展，從而需要增加大量的投資，如加蓋教學樓、圖書館、增加師資等等;而且隨著大學生數量的增長，家庭及個人將被迫進行更多的教育消費，同時大學生還會有其他一些間接消費，銀行里的龐大儲蓄就有了出路。這一既刺激投資又推動消費的政策建議，真可謂一舉兩得。將大學擴招作為拉動消費的手段，也許除了中國，世界上再無先例可循。
于是，一個根本未經充分審慎研究證明的經濟推論，竟然導致了一項最讓人不可思議的荒謬政策的出臺。而且，決策層從決定擴招到召開部署擴招會議落實計劃僅僅用去20多天的時間，在中國的官僚系統中能有如此之快的決策速度著實令人“刮目相看”。這當然體現出高層試圖通過大學擴招刺激內需的急迫心情，但這也充分突顯出，如此關系重大的民生政策的出臺竟是何等的草率。于是乎，自1999年起，中國開始了近乎大躍進式的大學擴招。
經濟學者高輝清認為，現在回過頭來看，大學擴招以及普遍的高收費政策的確存在很大的問題。高認為，其實“高收費”本身并沒有錯，但問題出在“普遍”二字上。因為被擴招的學生，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特招”來的學生，對“特招”來的學生實現“特價”，以此來彌補教育經費不足，實際上合情合理。但是，在利益的驅使下，高校并不只是對“特招”來的學生實現“特價”，而是取消了普通價格，對所有的學生都進行高收費。這一念之差就使得一個本來很好的政策走上了歧途，許多落后地區的孩子因此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帶來很多社會問題。而且，很多家庭為了支對高昂的學費，不得不壓縮日常開支而增加儲蓄，使得內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先前，大學教育一直被看作一個財政性部門，純粹依靠國家的投入?，F在，把大學擴招作為刺激內需的重要經濟手段，這說明政府已經把高等教育徹頭徹尾地看作一個產業了。但是，大學擴招對經濟的直接拉動作用實際上非常有限。據北京大學高教所對1999年高校擴招經濟效應的研究表明，大學擴招的短期經濟效應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根據他們的計算，如果擴招200萬人，并且每生年收費10000元，那么高等教育帶動的國民經濟增長約為572億元，遠低于1000億元的水平。另外，由于受到高校本身資源不足和個人支付能力的限制，擴招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還要低于這個數字。與此同時，由于大學教育成本的上升與居民收入的增長極不相稱，使許多家庭在面對日益提高的教育消費情況下，開始縮減其他方面的消費開支。近期公布的社會調查一再顯示，“為孩子攢錢上大學”已成為絕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儲蓄的首選目標。
當然，也有很多人鼓吹，人們更應關注大學擴招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效應。普及大學教育有利于中國人力資本的積累，并將在中長期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所謂的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難道真的可以實現整體大學生素質和人力資本的提高嗎？有一件事一直讓筆者非常困惑，按常理說，大學生數量的增長，必然會強力帶動相關文化消費的增長，比如對圖書的需求?？墒?/SPAN>，大學生的圖書消費和閱讀時間在日漸滑坡，確是筆者真真切切看到的現實。據2005年9月中國青年報駐甘肅記者站在蘭州9所高校就“網絡時代大學生讀書狀況”的調查顯示，有一半以上的大學生，除了課本，一學期的購書費用不足50元，有17％的人幾乎一學期不買一本課外書。難道是圖書太貴嗎？顯然不是，因為根據此次調查，如果按照每小時1.5元的上網費計算的話，大部分學生一學期的上網費用就相當于購書費用的4.2倍。更讓人吃驚的是，有10％的大學生每天除上課外，讀書時間不超過半小時，讀書4小時以上的占不到13％。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近30％的人每天上網，其中有接近10％的大學生每天上網超過3小時，40％的男生、20％的女生上網的目的是玩游戲，60％的男生、70％的女生則是為了聊天。
這種現象絕非僅僅出現在蘭州一地。在全國各大城市，很多大學生上網聊天、打游戲的時間遠遠超過讀書的時間。大學周邊除了飯店，最多的就是網吧，而且幾乎家家爆滿。據說在南京方山的一所大學新區，竟然有專門的客車接送大學生去網吧上網。難道這就是大學的大眾教育對精英教育的勝利？
誰受益，誰受損？
（導語）事實證明，大學不僅沒有拉動經濟，而且和1990年中期之后的諸多改革一樣變成了剝奪大眾的代名詞。
現在回過頭來反思這6年的大學教育改革，筆者不得不直言，大學教育被美其名曰為一種投資行為，是經濟學家用所謂的人力資本理論給大學生編織的最華麗的謊言，它無非是被用來說服大學生應該為個人未來的收益增長承擔大部分的教育費用。可是，大學生在支付了巨額的教育投資之后，似乎并未獲得與其投資成本相匹配的收益。我們不妨來對比一下1993年和2000年入學的大學生的相關數據，1993年全國高校的生均學費是500元左右，而到了2000年則是5000元左右，住宿費在1993年是每年100元左右，而2000年是1200元左右。可是教育成本在大幅增加的同時，大學生的薪資水平卻并未見同步增長。我們以飛利浦公司的彩電銷售部門為例，1997年該公司引進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水平是800元左右，而2004年同樣職位的起薪是2000元左右。不足兩倍的薪資差距與相差近10倍的教育成本之間真是鮮明的對比。如果我們仍然把這種行為叫做投資，那只能說這是最不具經濟理性的賠本投資。
大學生的低薪當然是緣于中國越來越高的大學生失業率，正是大學生供大于求的勞動力市場格局決定了大學生必然成為大學擴招政策的最大的利益受損群體。經濟學者高輝清認為，大學擴招要為大學生失業的增加負主要責任，但是不該為總體失業負責任，因為它只是把一部分農民失業和工人失業，轉化為了大學生失業。但在筆者看來，六年前，決策層將大學擴招作為一種緩解當時失業壓力的措施，是極為荒謬的。因為大學擴招的數量與結構，必須充分考慮到未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如果二者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匹配，就只會導致更為嚴重的結構性失業。片面發展大學教育而忽視職業技術教育的短視后遺癥，在當前被徹底地暴露了出來。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大學擴招的負面效應具有極強的路徑依賴和自我強化特征。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大學生失業問題，決策層只有繼續重復先前的老路，不斷再繼續擴大碩士研究生的招生，提高研究生的收費，以延緩財務危機的爆發。但這一無異于慢性自殺的手段，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那極為短視的大學擴招政策。
從政策經驗層面上看，一項政策可能使某個問題得到改善，但卻導致了其他問題的產生;或者可能使現在的某種狀況得到改善，卻為未來產生某種問題埋下隱患。完全可以判斷，大學擴張不僅不是一種帕累托改進，而是一種赤裸裸的利益的再分配游戲。在這個游戲中，一部分人失去的正是另外一部分人所得到的。這與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諸多改革一脈相承。在中國， 高度壟斷的大學供給使大學教育的供求之間長期處于極度不均衡狀態。而在這種條件下擴大招生和提高學費，無疑會給大學教育的需求者帶來最大的利益損害。公眾持有大量儲蓄，不拿出來消費，或許不利于經濟增長，但如果將其作為大學擴招和普遍收費的理由，那無異于使用近乎“搶劫”的手段來逼迫公眾進行教育消費，從而必然導致社會財富的重新再分配。經濟學者趙曉認為，大學擴招絕不是擴大內需的好方式。提高居民消費的關鍵是提高收入，在居民收入增長持續低于GDP增長的情況下，著重于挖老百姓口袋中的錢以刺激內確是有問題的。
一位有心人曾經對中國大學的學生宿舍的租金做過仔細的計算，他的計算結果讓人相當吃驚：如果按照四人一間房的標準計算，中國大學當局向學生收取的租金竟然是市場平均水平的三倍之多。只不過，平攤到每一個學生身上不那么顯眼罷了。號稱公益的大學，竟然經營著比房地產商還要豐厚的房地產買賣，實在是對公共產品的一種絕妙諷刺。
大學經濟在給大學生帶來利益損害的同時，卻給一部分人帶來了頗多收益。現在，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各大學的基建部門和教材部門已經成為中國新的腐敗重災區，這無疑是拜大學經濟所賜。如今，在全國任何一個大中城市，“大學城”都是一個頗為吸引人的房地產概念。早在2004年年初，河北廊坊即曝出“東方大學城”非法占用大面積耕地，開發建設“亞洲最大的高爾夫球場”和開發別墅的問題。隨后，南京的“江寧大學城”、“仙林大學城”也先后被曝出違規用地。房地產開發商拿著教育部門的批文，違法占地大搞房地產開發，賺的也可謂是盆滿缽滿。這當然也是拜大學經濟所賜。經濟學者趙曉認為，在主要城市的房地產泡沫中，大學城建設確是一個因素，大學城建設所導致的大學負債率過高的問題將成為今后的一個隱患。目前，很多城市的大學城建設都與地方政府息息相關，政府也熱衷于推動大學城建設，以帶動所謂的房地產經濟。大學經濟已經被徹底納入到地方政府的GDP政績鏈條當中。這一切的真正根源均在于大學在短時間內的超常規膨脹。
大學經濟的另一部分受益群體無疑就是我們所謂的知識精英們。甚至有評論認為，知識精英是大學擴招的最大受益者，而且已經被徹底贖買了，他們正在逐漸失去公共知識分子的應有氣質。現在的大學校園和大樓是越來越氣派了，可是大學的精神卻日漸墮落了，大師也是越來越少了。
教育部的官員們雖然一再重申，中國大學教育的改革是成功的，但眼前的事實卻并不像官員們所想象的那么樂觀。公眾已將教育改革與醫療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并列為當下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瘋，醫改是提前給你送終。難道這就是教育政策制定者當初所設想的大學經濟的愿景？對于某些人來說也許是的，但更多的人似乎希望大學經濟的泡沫越早破滅越好。
其實，所謂的大學經濟早已經破產了，而且“破”的是如此徹底。事實證明，大學不僅沒有拉動經濟，而且和1990年中期之后的諸多改革一樣變成了剝奪大眾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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