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國家助學貸款工作開展情況，其重點則在于教育部門將如何配合銀行，做好到期貸款的催繳工作。其具體措施包括：協助銀行對違約學生一個一個查找、催還；請銀行公布違約學生的名單；要求高校對學生進行誠信教育；會同銀行加強宣傳，告知學生違約的嚴重性。教育部門與銀行如此密切聯手、四管齊下，雖不至于天網恢恢，但接受貸款學生的違約風險確實會有明顯提高。
教育部門對銀行作出如此配合甚至逢迎的舉動，似乎也有不得不為的苦衷。圍繞助學貸款而進行的銀行、教育部門（包括學校）、學生的三方博弈中，銀行是徹底的老大，學校則基本是人質，只要一校的學生還款記錄稍有不佳，銀行就拿中止對全校的貸款相要挾，而當這種要挾普遍到一定程度時，全國或一地的助學貸款推進工作便整體受阻———2002年，天津、廣東、北京等地，就出現多所高校被銀行停發助學貸款的情況———教育主管部門也必然面臨壓力。在這種局面下，教育部門主動對銀行作出配合姿態，以求得銀行諒解，爭取助學貸款工作能夠順利進行，也是其情可憫。
但是，教育部門畢竟應該是學生的“娘家”，而非銀行的伙計，對內，當然應該教育、約束學生；對外，卻應該比較多地站在學生和教育的立場，在維護學生利益（包括那些因客觀原因而非惡意拖欠貸款的學生）和促進教育發展的前提下，力求得到社會、輿論和政府的理解、支持，進而調動銀行的積極性。現在這種逢迎的姿態能否換來銀行的青睞尚不可知，但學生可能從中感受到的冷硬和壓力，卻已經實實在在地發生。
雖然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多次重申，反對以“教育產業化”定義目前的教育改革模式，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各類高校學費的逐年大幅提高，接受高等教育已經成為一項昂貴的投資，在獎學金、助學金無法覆蓋大部分貧困學生的情況下，國家助學貸款，已經成為家庭困難學生求學之路上的唯一依仗。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各種可能存在的風險都可以歸入技術細節的疏漏，卻不足以成為質疑乃至中斷國家助學貸款的理由。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無論銀行、學校、教育主管部門，還是社會輿論，都應該慎重解讀各種統計數字，避免過分夸大學生違約的普遍性和嚴重性。我國開展國家助學貸款始于1999年，全面鋪開則是2001年，第一次還款高峰出現于2003年，至今不過兩年多的時間，其間統計得出的20%的違約率，不足以作為對助學貸款總體情況的判斷依據。而且上述還款高峰恰與大學生就業困難的高峰重合，20%的違約率中，有多少是惡意違約，又有多少屬于不得已而為之，作為理當站在學生立場作出判斷的教育部門，也應該慎重調查，而不必跟著銀行的思路對學生作過多苛責。
在社會整體誠信觀念淡薄、征信體系破碎的環境下，大學生也很難成為格外具有誠信的群體，加強對助學貸款的管理、追繳，也確實是保證助學貸款繼續順利發放的條件。但無論如何，需要接受助學貸款才能完成學業的學生，還是相對弱勢的群體，包括教育部門在內的社會各界，都應該對他們多一份善意。即使銀行出于商業原則而選擇放棄善意的立場，政府、學校、輿論，還是必須保持這份善意。有了這份善意，許多具體做法就會不同，比如對那些可以找到的違約學生，提醒、勸誡，就比“查找、催還”為好；對那些暫時找不到的學生，發出一份旨在呼喚、告知的“白名單”，則肯定比直接曝光在懲罰性的“黑名單”更顯寬厚。
辦法會有很多，全在心思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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