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哪年起，關于中國富人的故事一時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最低800多萬的賓利車被一搶而光，最低消費兩萬的飯店門庭若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外地進京民工到達的第一站——北京西站旁，有一家名為潮皇食府的餐館，其中一只日本吉品鮑價值1280元，這相當于那些民工在家務農的鄉親們六個人一年的收入。
中國富豪缺位慈善事業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貧富差距日漸加大的中國，慈善捐贈或許能成為彌合社會傷口的一劑良藥，然而慈善機制的真正建立卻任重道遠。它不僅需要企業家的自省，更需要政府從各個層面鼓勵慈善事業的發展。
為什么我們需要富豪慈善家？
中國慈善事業的富豪缺位
南方網訊“貢院六號”靜靜矗立著。它位于北京的國際飯店旁，外表平淡無奇。但是，每平方米6萬人民幣的價格使它長久地作為北京富人故事的一部分，流傳甚廣。
不知道從哪年起，關于中國富人的故事一時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最低800多萬的賓利車被一搶而光，最低消費兩萬的飯店門庭若市。
富裕孕育奢侈而不是慈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外地進京民工到達的第一站——北京西站旁，有一家名為潮皇食府的餐館，其中一只日本吉品鮑價值1280元，這相當于那些民工在家務農的鄉親們六個人一年的收入。
西客站就這樣見證著極端的貧窮和富裕。然而平衡貧富的機制則仍然舉步維艱。富人捐助慈善事業本是非常好的調節方法，只不過在中國，這種機制的發展卻十分緩慢。
京城富人的生活一度成為眾矢之的，常常令那些沒有見過大世面的中國人瞠目結舌。有專家指出，這是中國人還不富裕，眼界不夠寬造成的。說起奢侈，歐美富豪的生活不知道要高檔多少輩。
但是，普通市民顯然并不認同這種觀點。李銘保是一個開著富康車的普通出租車司機，他告訴本報記者：“美國人好多是過著非常奢侈的生活，但是人家蓋茨一捐就是幾億美元，中國有嗎？去年非典鬧得那么厲害，也沒聽說哪個富人出來捐點錢的。這叫為富不仁，寧愿把錢仍了，也不愿意將錢捐給窮人。”
談起現在北京的富人，他說開了七八年出租車，有一件事情令他印象深刻。有一次，一位渾身珠光寶氣的小姐上了他的車，讓他從路的北邊開到路的南邊，前后不到50米，下車后，小姐給了李師傅50元錢，還對他說：“我的車就停在路邊，懶得過馬路，錢你就不用找了。”當時，李師傅驚得目瞪口呆，連稱不可思議，再一看，小姐開著一輛賓利車緩緩離去。
這件事讓李師傅念叨了很長時間，他對記者說：“現在北京好多市民的生活過得還不如以前呢，像我以前每年起碼能掙五六萬，可去年一年就掙了2萬。”
李師傅的觀點代表了許多普通中國人的看法和心態。一段時間以來，媒體對于富人奢侈生活以及“問題富豪”的報道引起了有關于仇富心理的大討論。許多專家都表示，富人在致富的同時也應該把金錢拿出來回報社會，從而加強整個經濟社會的道德建構，消除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趙曉就認為，市場經濟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說財富倫理與市場倫理的基礎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則，我們不知道，哪一天誠信的大廈會倒塌；我們也不知道，那一天仇富的心理會演變成另一場暴民政治；我們同樣不知道市場經濟的自發秩序會不會遭到破壞，從而出現舊體制復歸。
只有1％的企業曾參與捐贈
為了了解富人捐贈的具體情況，本報記者向包括中華慈善總會等慈善組織進行了咨詢，結果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均以捐贈者名單為單位機密為由拒絕透露具體的情況，但是除了其中的一家以外，幾乎所有的慈善機構都表示，中國的上榜福布斯富豪肯定沒有在這些全國性的基金會捐過錢。
中國富豪在慈善方面的不作為集中表現在去年抗擊非典的過程中。
中華慈善總會的新聞發言人邵先生告訴記者：“我們接收到捐款總計774.7533萬元人民幣，其中只有一個以個人名義捐款的富豪，捐了200萬人民幣。”
而作為另一個捐款接收單位——民政部的新聞發言人卻說：“沒有什么富豪捐款，我們收到的大多是以企業名義捐的款。”據記者了解，這其中，也鮮有那些富豪們的企業的名字。
相反，許多企業曾經鼓吹的善舉最后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終。他們在對自己的善舉進行廣泛宣傳之后，卻一直拖欠基金會的款項。如某知名奶業集團，向一家基金會捐贈時，提出各類宣傳條件，并且最好有國家領導人接見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滿足后，該企業報出的100萬捐贈僅到賬20萬，余下的80萬，演變成“收賬”馬拉松。
在采訪中記者還了解到，一份慈善公益組織的調查顯示，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有過捐贈紀錄的不超過10萬家，即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
富豪的捐贈尷尬
在社會廣泛指責中國富豪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同時，也有許多企業家在不斷地捐出自己的財富造福社會。
35歲的上海民營企業家沃偉東并沒有登上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排行榜，然而他卻從1999年以來，先后為社會公益事業捐款累計達六七百萬元之多。他捐錢搞慈善助學，資助品學兼優然而生活貧寒的大中小學生；他出巨資參加慈善義拍，為患白內障的貧困老人籌集治療經費。
另一個值得贊揚的是已故的山西民營企業家李海倉，根據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福布斯2002年中國內地首富排行榜中位居第27位的山西海鑫鋼鐵集團董事長李海倉，被殺前的2001年至2002年間，向山西慈善總會陸續捐款逾800萬元。
事實上，現在許多富豪之所以不愿意從事社會慈善事業，與目前體制上的種種限制也有很大的關系。一位國內知名的NGO人士向本報記者講述了一個富豪捐贈失敗的故事。
2003年，這個NGO剛剛成立不長時間，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該組織的負責人認識了一位著名的福布斯富豪，經過短暫的交談后，該富豪答應捐助200萬用于NGO事業的發展。但是，就在捐助即將完成前夕，該富豪突然停止了這一計劃，原因是在向稅務部門申請免稅的時候被告知，只有捐錢給國家主辦的少數幾個慈善機構才能得到相關的待遇。
這位NGO人士對記者說：“稅務機關的人員當時還質問該富豪公司的辦事人員，為什么要捐助給那些NGO，政府不就辦有那么多的慈善機構？”他感嘆于政府在慈善事業上的大包大攬，并表示希望這種情況能得到改善。
一位參與了新出臺的《基金會管理條例》討論的學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新的條例已經減弱了政府在慈善事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本來準備寫入條例的“私募基金”最后還是改成了“非公募基金”，民政部門和主管部門對于基金會的雙重領導體系也沒有得到改變。他坦承，只有隨著政府規制能力提高和基金會公信度的提高，再適時對該《辦法》進行修訂。
此外，異樣的社會輿論也是富豪們不愿意捐款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那位富豪——NGO的人士告訴本報記者——“該富豪有一次公開表示要向教育事業捐款，結果立即遭到了輿論的嘲笑，認為他過分炒作自己。后來他告訴我，他不打算捐錢了，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捐出去不僅得不到贊揚，還被諷刺。而且，太多人知道你有錢也不好，嚴重的甚至會危及到本人和家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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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家缺位的三大原因
我想可能是因為這些基金會的社會公信度還不夠，很多企業家捐完錢后都不知道最終資金的去向。另外，這些基金會本身也曾爆出一些丑聞。
這與目前中國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他們剛剛結束自己的原始積累。在這之前，許多企業家最關心的是怎樣增加自己的財富，怎樣讓企業能夠更好地發展，所以沒有太多的精力去顧及慈善事業。
從稅收方面來看，由于西方國家的遺產稅數額非常高，比如美國就達到了50％。所以很多美國的富豪都寧愿把自己的財產拿出來用作公益事業。
稅收方面的另一個問題是減免稅的問題。美國方面規定，如果一個企業向社會捐出善款，那么如果這個善款的數額超過應繳稅收的10％，那么應該減免10％的稅款，如果不到10％，則可以在稅收里扣除已經捐出的善款。而中國在這方面的規定卻只有3％，而且就是這3％，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還沒有得到落實。目前實行的是特事特批的原則，企業只有向事先得到國家批準的少數基金會捐款才能得到減免稅收的優惠。[進入>>]
為什么我們需要富豪慈善家？
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被稱為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收入分配被稱為第二次分配；個人出于自愿，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被稱為第三次收入分配。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會協調與發展方面依舊會留下一個空白。不管留下的空白較大還是較小，都意味著在社會協調發展方面還有一些工作去做。因此，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就突出了。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們自覺自愿的一種捐贈，因此它的影響是廣泛的，它所發揮作用的領域是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無法比擬的……
“貧富差距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貧困是滋生犯罪的土壤，如果一個企業經常要面對黑社會上門收保護費這樣的情況，那么這個企業也很難獲得一個好的發展環境。所以企業家進行慈善活動，消除社會貧富差距，客觀上也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措施。”[進入>>]
他山之玉：美國——慈善家的樂土
在美國的哲學中，宗教和歷史的雙重交錯，使得美國人對于慈善事業充滿了高度的熱情。直到今天，在美國的中小學中，老師們經常還要講到一些慈善家和他們所創辦的事業。在采訪中，記者也告訴他，在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助人為樂”，他聽完哈哈大笑，說：“其實美國的慈善事業并不完全是純粹為了公益，它不但是回報社會、體現善心、樹立公眾形象的一條重要途徑，而且也是合理避稅的一種方法。”
他認為，美國的慈善捐款有許多優惠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政策就是免稅。美國稅務優惠政策規定，慈善機構每年必須填寫一份表格，表明該機構是為公眾利益做善舉的組織。你還需要表明，接受的捐款來自范圍廣大的民眾和企業，而不是僅僅接受了某一企業或某一個人的捐款。慈善機構只有在公布他們的財政收入情況、公布主要負責人所得工資報酬、填寫上交國家稅務局的有關表格后，才能享受相應的免稅優惠。如果參與商業盈利活動，就必須依法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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