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與清華比富就喊窮，中國教育怎么辦？
2006-03-15
國家對北大、清華等幾所名校加大投入是否造成了高校間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對此問題，北大校長許智宏認為，建成幾所世界知名大學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保證，而財政相對傾斜是一種現實選擇。許智宏說：“當北大校長幾年，我最苦惱的是，不知道每年國家到底會給我多少錢。創世界一流大學是個爬坡過程，不能走走停停，國家應該繼續加大投入。”（《人民日報》3月11日）
從1999 年起，教育部開始推出實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財政傾斜政策，受惠者就是北大等幾所名牌大學，每年增加的投入約為100億元，清華、北大各自分得18億元；而中國義務教育在校生占各類在校生總數近80％，經費投入卻不足60％，其中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低于30％。很顯然，中國的教育投入是不均衡和不公平的，甚至連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都說：“國家對少數幾所學校重點投資，一兩年內可以，如果長期這樣做是不公平的！”
教育經費本來就欠缺的情況下，舉全國之力打造一兩個所謂“世界一流大學”，但這種傾斜似乎沒有解決大學資金的饑渴癥——北大校長喊窮了，用“創世界一流大學”的名義呼吁國家繼續加大投入。難道說，沒有了國家投入，就不會有一流大學產生了？
創建一流大學確實需要物質保障。不要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就是西方發達國家也經常遭遇經費短缺難題，再富有的大學也難免受錢的困擾。哈佛大學在20 世紀的最后10年間，平均每年通過校友捐贈等途徑，募集到的經費為10億美元之巨，但每年還要為下個年度的開支而發愁，以至于陸登庭校長把自己比作是“一個貧窮的國王”，可是沒有哪一個一流大學會理直氣壯地向政府伸手。長期的重點投入機制，已經使我們的許多名校養成了政府投入依賴。
僅靠金錢是堆不出一流大學的。就說北大吧，蔡元培主校的1917~1923年，就大半處于基本教育經費無法得到保證的時期，可這個時候開創了北大精神。在 1938年的抗日烽火中創辦的西南聯大，不到1000人,只辦了七八年，卻培養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1955年時稱為學部委員），占當時全國學部委員的25％！辦學的硬件條件最差，培養人才的業績卻最好，這是金錢所不能創造的奇跡。
香港學者丁學良在他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中指出，一所大學能否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主要取決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物質實力，二是制度，三是精神氣質。現在的大學紛紛提出要在20年內創建一流的大學，僅僅把目光盯在了大學的擴招、擴建以及所謂“大學城”的建設上，似乎只要物質條件上去了，就成一流大學了。可當我們看到“校長一課堂、處長一走廊、科長一操場”，看到膨脹的教授和博導隊伍，看到連“洗腳費’都能報銷的高校腐敗，看到學術資源被壟斷、學術民主被壓制、學術評價缺失公正時，一流大學的夢想恐怕正離我們越來越遠。
附：北大菜市場與清華寫字樓 向錢看，我們無可奈何
中國新聞周刊
如果中國的大學是座金字塔的話，北大和清華，就是金字塔頂尖的兩顆明珠。然而，我們在這兩個明珠校園里所看到的，卻不是對學問的尊敬，而是對阿堵物的禮拜
北大近來很神氣，據說在《泰晤士報》的大學排行榜上，名次很是靠前，超過了東京大學。不過，北大的學生卻有一點小小的不愉快，因為他們美麗的校園里，不時地傳出叫賣聲，而且未名湖畔，每到休息日，就擠滿了各式各樣的轎車，北大的情侶們，如果不趕早的話，已經無法在湖邊找到談情說愛的所在。
用北大學生的話來說就是，三角地成了菜市場，未名湖成了中關村人民公園。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北大校園是有圍墻而且有保安的，有的時候，北大的學生出入，還會遭到盤查。那么，那些賣的紅薯的和那些不賣的轎車，是怎么進來的呢？
紅薯進校園是要有點關系的，只要在校衛隊或者后勤部門認識個把人就行。而轎車就更方便，只要車足夠地好，大抵可以長驅直入，如果肯給面子在大門口站一站，多半是問路：“光華怎么走？”或“網球場在哪兒？”凡在這種時候，門衛一般都受寵若驚地跑前跑后，詳加指點。如果正好趕上旁邊有位沒帶學生證而被攔在門外的學生，大抵是要怒火萬丈的，不過時間長了，學生們說他們早就不生氣了。
北大的神氣，其實比不過清華。作為教書匠，如果有幸到清華同行們的辦公室轉轉，多半是要受刺激的，我們活脫脫是進了大觀園的劉姥姥。其實這不過是清華的小菜，到了清華的南門一帶，才知道清華之大。那里大半的地皮，是最近幾年清華吃進來的，包括一條馬路。
這里，一座座頂級豪華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巨大的鈦金屬結構和有色玻璃耀花了路人的眼睛，一問，都是商用寫字樓。豪華的寫字樓，再配上清華的金字招牌(有這個招牌就會讓人以為是高科技，凡在清華園開的買賣，都讓人會有此聯想)，非巨商大賈不能問津。
世界上許多大學都花商人的銀子，有的大學甚至就是商人興辦的。但是，出了錢的商人，除了在自己捐贈的大樓上留下名字之外，好像沒有聽說有誰能在大學里橫沖直撞，更不消說出頭露面了。如果中國的大學是座金字塔的話，北大和清華，就是金字塔頂尖的兩顆明珠，新中國成立后，任何時代，兩校的聲望都是別的學校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在今天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大躍進中，更是獲得了政府的大量的資助，從此把其他學校徹底打入二流的境地。然而，我們在這兩個明珠校園里所看到的，卻不是對學問的尊敬，而是對阿堵物的禮拜，在經過了“十億人民九億商”的熱潮之后，中國大學的重商時代終于到來了。外面的人比較刻薄，他們稱我們的學校為“學店”。
不過，我們的學店做的都是沒有本錢的買賣。清華把公共馬路收進了校園，也許沒有問問當地的老百姓同意與否；學校的地皮用來蓋寫字樓，是否符合這塊地皮原本的用途，大概老百姓也不會知道；得來這些寸土寸金的地皮，付費了沒有，所付是否所值，更無人知曉。
那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交了高額學費在兩校讀書的學子們，當然更沒有權力過問這些地皮的用途，就跟他們不知道學校為什么把最好的設備和教授都用來辦各種名目的大款班一樣──這樣做，肯定會擠占本該由這些學生享用的教學資源。
在今天的社會，教授的地位似乎比從前高了一點，但真正受尊敬的只是那些有錢的同僚。那些顯學的教授最吃香，一動口，一出手，就財源滾滾；其他人自然也不甘落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高校里，教師有兼職的有多少？自己辦公司的有多少？數也數不清。最冷清的文史哲專業，除了拼命跟旅游、跟宗教掛鉤之外，現在也開始辦大款班，大概是要教給大款們怎樣用國學撈錢。
眼下，教授們的操守越來越遭到質疑，做文抄公的人日見其多，名頭日見其大、教授生活上不檢點的事情被曝光的也不少。有些人很是憤憤，說是敗壞了教師的形象，有辱斯文。其實，如果大家把學校當學店，把教授視同商人，那么就不會大驚小怪了。我們的商人，早就這么做過了，而且做得比教授更加出色。
形勢比人強。面對向錢看、重效益、善做秀的教育大躍進，我們無可奈何。惟一的希望是，給那些還有心讀書的學生和老師，留一張平靜的書桌。行嗎？
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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