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一種生活方式
年初的時候三聯《生活周刊》推出了一系列與慈善有關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楊讕的《慈善是一種生活方式》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里面有這樣一句話：“稍微出點力就能給其他人很大的幫助，‘我覺得很幸福’”，讓我產生了很大的共鳴。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這樣的感覺：當你往一對在街邊賣唱的盲人夫婦的小罐子里放下幾元錢的時候；當你聽到廣播里播放血庫告急的宣傳，急忙跑去獻血的時候；當你在“希望工程”的捐款單寫下留言和名字的時候；一種特殊的欣慰感油然而生。
我總覺得這些慈善事業是為我們每一個人提供的凈化自己心靈的機會。當我們覺得自己被功名利祿熏的灰頭土臉的時候，一件小小公益行為能幫助我們洗刷掉那些本不該有的“灰塵”，讓我們回到自己本來的狀態，“人之初，性本善”。
這就是楊讕的篇文章：《慈善是一種生活方式》
從最初零星地幫助貧困者，到成立“陽光文化基金會”將陽光媒體投資集團權益的51%無償捐獻給社會，慈善對于楊瀾，由“一時興起的善心”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作為公眾人物，人們看重的是明星對慈善的號召力，但是在講述自己故事的時候，楊瀾更愿意從一個普通人的情感來理解慈善——“這是我自己一廂情愿處理財產的方式”。
楊瀾說初衷很簡單，“我沒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變命運”。她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讓更多年輕人通過教育獲得改變。而當慈善變成一個事業，“它不再是一種感情沖動，而是科學、理性的管理方式，處處離不開商業運作”。楊瀾希望自己的基金會常年關注教育和扶貧，“從我開始，積累基金會的傳統”。
“慈善不僅僅是同情和理解”
與多數人一樣，1997年楊瀾第一次接觸慈善是個偶然。“那時候我剛剛生完小孩三四個月，整個人還胖乎乎的呢，‘希望工程’的人找我做一部片子的義務主持人。”1996年底剛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國，楊瀾留給中國觀眾的印象更多的還是“正大綜藝”中模樣清純的大女孩。“希望工程”看中的是楊瀾作為公眾人物的號召力，對楊瀾來說，“離開中國兩年了，我很怕脫離了真實生活，回來后急切地想重新融入這個社會，很想做些事情”。在美國時，楊瀾也聽說了國內的“希望工程”，“那個大眼睛的小女孩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大家做的工作，覺得挺感動的”。
第一次合作，“希望工程”推出了一部“中華成語故事”的系列片，由楊瀾做主持人給小朋友講成語故事，在上海錄制了兩周多。按照當時的運作模式，幾十集的節目發行到各電視臺，每個電視臺不用支付節目制作費，但是必須出錢建立一所希望小學。
這次簡單的合作，讓楊瀾感慨做慈善事業的艱辛，“那些做希望工程的人真是不容易，從籌集資金、制作節目、發行到聯系各種機構和人，非常非常瑣碎的事情，一大堆工作都由這個項目的幾個人去完成”。
楊瀾自己稍有經濟能力，就開始主動捐助慈善。1997年她寫的書《憑海臨風》出版，“我把第一筆稿費30萬元捐給了希望工程”。在這筆錢的具體開銷上，她的要求是，“我想直接幫助貧困的孩子，所以其中10萬元給了上海100名貧困的中小學生做助學金，”另外20萬元的用處，直接緣于楊瀾第一次與“希望工程”合作的感受，“當時想到海外對希望工程了解不多，所以我跑到大別山等地去采訪，做了一組片子來宣傳希望工程”。
實地采訪給楊瀾的觸動相當大，以前她感性地認為做慈善是一件舒心的事情，遠沒有想到具體建立希望小學非常瑣碎艱辛。工作人員要跑到偏遠的山區或農村踩點找位置，條件艱苦。在人事溝通上，很重要的步驟是與當地縣政府、村委會等層層機構協商。“讓我吃驚的是，希望工程的生存居然是依靠銀行利息！他們把在銀行周轉資金的利息用來做行政費用，太艱難了。”楊瀾當時接觸到的慈善事業狀況是，“中國老百姓還習慣于把捐助的每一分錢都用在受助者身上，卻沒有考慮到慈善組織該怎樣生存。”楊瀾說，“其實對于慈善機構來說，捐助者捐款幾十元或者幾萬元，他們付出的人力、財力成本都是一樣的，生存也不容易。”
說到自己個性，楊瀾覺得她與先生吳征都是同情心比較重的人。“有一年在北京過中秋，晚上我倆在馬路上散步，天已經很涼了，一個老太太還在守著報攤。吳征就一下子走過去，買了所有的報紙說，讓老人家回去好好過節吧。”楊瀾非常欣賞吳征的善良，而作為一個女性，她覺得女人的魅力總來自一種母性的特質——包容、關切、溫情。“這和她們是否生過孩子沒有關系，她讓人覺得可親，她知道人生的缺憾、人性的弱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然會去理解和同情。所以當我們夫婦倆零碎地從報紙上看到一些悲情故事時，就會想到幫人一把。”
“上海有一家人，男主人出車禍死了，女人下崗了，帶著一個讀書的孩子，沒錢交學費。吳征看到報道后，打電話給報社記者問地址，去到這家人家里給了一些錢。過了一段時間，吳征突然又想起這母子倆，說，我倆一起去看看吧。”感激的女主人已經給楊瀾的孩子織了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褲，“就是市面上買來的藍色毛線，但是我當時挺感動的，覺得這個母親不是一個單純需要幫助的人，而是一個非常有尊嚴的人。我讓兩個孩子都穿過這身衣裳，覺得心里很溫暖。”之后，江蘇鹽城的一個女孩患重病癱瘓了，付不起幾萬元的醫藥費，楊瀾知道后幫助了這個女孩。“朱軍邀請我去做《藝術人生》節目的時候，沒想到他們請來了這個女孩，已經完全站起來了。”楊瀾覺得，自己稍微出點力，就能夠給其他人很大的幫助，“我覺得很幸福”。
“慈善事業的制度化思考”
開始參加公益活動后，越來越多的慈善組織找到楊瀾夫婦。“我對慈善活動的邀請基本上都接受了，因為這是一種讓人愉快的事情。”現在楊瀾作為環保大使、中華慈善總會慈善大使、全國義務獻血形象大使、綠色大使、宋慶齡基金會理事等，“身數兼職”。和各類慈善組織接觸多了之后，楊瀾從早期零星地捐助，開始自然地思考起目前慈善事業的狀況。
1998年長江發大水時，楊瀾在鳳凰衛視工作。吳征作為亞洲電視臺的營運總裁，第一個在香港電視媒體發起募捐活動。“成龍、梁朝偉等明星從家里拿來古董、物件拍賣，我倆也捐款20萬元。”這些善款都交給香港紅十字會，然后通過它向內地分發。當時香港成熟的慈善運作給楊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都信賴制度完善的慈善組織，活動有很好的傳統。
楊瀾也一直有機會接觸海外基金會，讓她對兩種慈善制度的感受很深。“從捐助者個人來說，我的一些海外女性朋友，長期捐助乳腺癌基金會，她們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去實施，每年有詳細的捐贈計劃、穩定的籌款方式、高檔的慈善晚會，形成了一種有效的模式。”楊瀾曾受邀參加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顧問委員會的籌款活動，“讓我觸動的是，慈善在這里成了一種體面而有力量的傳統。”學院邀請在國際事務中有突出成就的人參與晚會，每次都有一個主題和重量級的獲獎嘉賓。在楊瀾參加的晚會中，獲獎嘉賓是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她發表了自己的獲獎感言，“很多知名人士都來參加，他們不僅僅是為了捐款，而是與各界社會名流近距離接觸，參加晚會的每個人在精神和社交層面上都有收獲”。頒獎過后，晚會有一系列的拍賣、捐贈活動，楊瀾逐漸意識到，“必須有良好的制度使得慈善事業持之以恒”。
等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后，由于楊瀾偏重于做文化工作，一些高層次的文化交流活動也來找她。三年前，法國領事館主辦的“中法芭蕾舞交流”活動，因為贊助商臨時取消了贊助，領事館找到楊瀾。“我知道這種高端的國際文化交流比較小眾，沒有特別大的商業價值，但是我一直相信跨文化交流的發展非常重要，于是出資幾十萬元贊助。接下來三年的中法芭蕾舞交流活動都由我們贊助了。”后來楊瀾也贊助了“母親水窖”等工程。
等到2003年楊瀾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原先對慈善事業只是零星感受，現在要變成制度層面上的思考和建議了。“我交出的第一個提案就是《完善中國民間非盈利性機構的生長環境》。很多慈善機構的負責人對我大倒苦水，說已經到了2003年，可是中國非盈利性機構的財務審核，用的還是上世紀80年代末的制度。慈善機構陷入兩難境地，銀行利息已經調低，很難再靠利息維持運行，其他工作更難以開展，他們對我說，‘我們現在工作做得少一點才行，做得越多虧空越多’。”
楊瀾有些不解，在美國，一個人如果開始參加公益事業，會不斷地接到各個公益機構的邀請，參加公益活動越來越深入。“我對那些負責人說，‘你們缺少上門要錢的功夫，為什么沒有一個個大企業都跑到，去推薦你們的慈善項目呢？’”但是對于中國目前的慈善機構來說，要錢好像總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既缺少籌集資金的方法，也不太懂得如何使資金保值增值。“那些全國性的慈善機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良好的知名度，可是一年籌集的資金卻只有幾百萬到一個億，與國外同類型的機構相差太遠了。中國的慈善事業也缺乏品牌，只有‘希望工程’、‘母親水窖’等少數幾個項目知名度大。”
與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長年接觸后，楊瀾發現雖然很多人相當善良、責任心強，但是素質跟不上慈善事業真正的商業運作。如今國內的多數慈善機構的管理人員是離退休老干部，工作人員多是機關人員，金融知識非常缺乏。“我越來越意識到，長久有效的慈善事業依靠成功的商業運作，從籌集資金到委托信托公司，資產的保值增值是完全遵循商業規則的。”
在捐款人群中，很多退休老人和軍人長期捐款，雖然數額不多，但是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形成了捐助的習慣。與輿論的抱怨不同，楊瀾并不覺得中國富人對慈善態度冷漠，“事實上，中國很多企業家是樂于捐助的，只是需要慈善機構‘逮’住他們，持續地向他們介紹好的慈善項目”。楊瀾自己作為商人的感受是，企業家非常忙，需要慈善機構耐心細致的工作，“其實國內企業的隱形捐助是很多的，比如地方政府要求他們出錢修路、辦文化節，企業出錢是經常的事情，只是他們還沒有想到這是一種慈善事業”。而慈善組織缺乏透明規范的財政制度，也讓很多有心捐助的人非常猶豫。
楊瀾覺得很難靠個人改變慈善事業的現狀，于是在政協提案中梳理出政策建議。一方面政府應該鼓勵非營利性機構的成立，在法律程序上給予便利。減免稅收也是她呼吁的重點，認為慈善機構應該從籌款中提取資金作為行政開支，財務審查制度也需要完善。“慈善機構不是一個政府衙門，應該懂得商業運行的基本規則。做慈善不是只有一顆善良的心、拿著一個碗出去化緣、回來建個廟就成功了。”
楊瀾發現，凡是遇到海嘯、地震這些災難性的事件，捐款一下子增多了，“看來多數人做慈善停留在感情沖動的階段，還沒有將慈善變成一種生活習慣。”
嘗試建立基金會
楊瀾夫婦引起輿論嘩然的舉動，是2005年7月他們將陽光媒體投資集團權益的51%無償捐獻給社會，并且設立了“陽光文化基金會”。在此之前，在2004年中國大陸慈善家排行榜上，楊瀾排名第六已經引起了公眾關注。楊瀾本人對慈善一向低調，在獲知外界對她捐款3000多萬元的說法后，楊瀾只是通過公司發表聲明表示:在排行榜公布的
而對于捐贈大量資產的做法，一種說法是，“只見到楊瀾捐贈持有陽光媒體投資集團權益的51%的提法，并沒有提到51%股份的市值”。媒體開始質疑商業運作并不算成功的陽光媒體投資集團，到底有多少資產能夠真正捐贈。
對于各種猜測，楊瀾反而輕松地咯咯發笑:“我非常地平靜，我覺得大家對這樣的事情還不習慣，公眾會慢慢地調整對財富的態度。”楊瀾提到，自己和吳征這兩年一直都有捐資產的念頭，但想法并不明確，“我倆總說，‘等退休之后多捐些財產’。”但是2005年身邊幾個好朋友的突然離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讓他們的想法有了變化，陳逸飛也是他們的朋友，去世之前對財產沒有交代，弄得死后還引起紛爭，“我們于是決定，遲早要做的事情，不如現在就做吧”。
當楊瀾將這個想法告訴身邊親戚朋友時，朋友提醒她:“別人會問，你這樣做是有什么目的啊？”楊瀾說:“我的想法是，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是我們非常私人的決定，就像我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愿意送給好朋友，我覺得分享之后很快樂。其他人的看法和我沒什么關系啊。”
等媒體報道這個消息之后，到了朋友飯局上，企業家朋友也問到她的初衷。楊瀾說:“錢可以造福，也可以造孽。我們這樣做，反而給了孩子很大的解放，我們在有生之年享受到很大的快樂，也可以建立很好的傳統。”有的朋友聽后贊同，有的則說:“不管怎樣，我還是要把所有的錢留給兒子的。”楊瀾淡淡地提到:“對我而言，這些想法沒有孰高孰低的分界，我也不希望自己給別人帶來道德上的壓力，這只是個人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
與慈善事業接觸的這幾年，楊瀾對慈善的理解也在發生變化。“過去我們總認為，做慈善需要的是一顆善心，很多人把它看作一種‘一時興起’的投入。但是真正上升到慈善事業的層面，它需要的是一套科學的管理機制、商業上成功的運行模式。對于我個人而言，它從一種感性的沖動，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在楊瀾的計劃中，她想用自己的財富來做基金會，期望著像美國的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那樣，建立自己的模式，長期關注某些領域。“雖然我們在規模上沒法和他們相比，但是我希望從我開始，積累基金會的傳統。在具體操作上，由于內地還不允許成立個人基金會，‘陽光文化基金’在香港成立。”在香港建立基金會，對楊瀾也是一個逐漸摸索的過程，現在法律文件遞交了，正在等著走完程序。“香港的慈善事業制度非常完善，捐出去的錢可是想收都收不回，有一整套的運作程序。我自己是在邊做邊學，我的律師告訴我，香港的基金會做環保不能免稅，但是西歐和美國就可以，我正想弄清楚這是為什么。”
“陽光文化基金會”主要資助教育和扶貧領域，很大程度上緣于楊瀾的個人經歷，“因為我個人非常相信教育改變命運，我父母都是普通人，是教育讓我眼界越來越開闊。我個人的經歷讓我覺得，文化交流對開闊年輕人視野非常有幫助。”在資助方式上，為了避免“毫無目的地資助個人，就會像鹽灑進大海里，看不到蹤影，”并且考慮到自己做媒體出身，楊瀾決定還是發揮媒體從業者的特長，頭兩年主要幫助內地大型基金會培訓工作人員和進行公益活動宣傳，“因為很多基金會有非常好的項目，但是資金和意識所限，往往開個記者會，然后就不了了之，我們要出資來做公益廣告進行宣傳”。
要說捐贈行為，楊瀾認為自己并不太在意外界的評價。“這是我自己‘一廂情愿的事情’。我并不想宣傳自己，不過身邊幾個做IT的名人朋友也開始考慮建立自己的基金會了。我自己把慈善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但是我并不想增加其他人的道德壓力。”
楊瀾說，自己的慈善行為在她的理解中，應該這樣來形容:“我愿意用我的方式處理我的財富，這樣更容易成為我愿意成為的那個人，這樣我覺得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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