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個周末，漢口一家著名的劇院舉行一場著名的講座。主辦方從海外請來一位身家過億的華人企業家講管理，一張入場券標價從1000多元到2000多元不等。
盡管票價貴得讓我等工薪族心驚肉跳,仍有眾多精英爭先恐后從三鎮趕來。庭院前后左右停滿了各式名車,偌大的劇院幾乎座無虛席。每個入口立著兩排人墻,工作人員驗票之嚴,深恐有混水摸魚混來偷聽的人。
那天天氣很涼,可劇院的空調仍然毫不含糊地制造著冷氣。我趁著中場休息時,想到車上拿件衣服。門口的一位“制服”大姐冷冰冰地把我一擋:“拿票才能出去?！蔽疫B忙賠著小心:“我就到車上拿件衣服?！蔽疫€指著隔我只有幾
等我拿來票，總有資格出門了吧？誰知過了兩道人墻,一雙男人的手又擋住了我：“女士,請把票交給我保管?！边@簡直莫名其妙：憑什么呀，我連自己的票都管不好嗎？再說,門口人那么多,我回來找不著你,豈不連門都進不了？可惜那位“制服”男士沒有一點商量的余地,我只得把票交給他“保管”,去拿衣服。
雖然后來我還是進了劇院得以繼續聆聽講座,但是心里一直不是滋味。在這座堂皇的大廳里回蕩著最先進的管理思想,而咫尺之外,最僵化的管理方式卻在扼殺人的尊嚴,人與人之間連最起碼的信任都沒有。為什么在這樣一個看起來文明且高雅的地方,信任的門檻如此高不可攀？
我家附近有一個破舊的菜場。有好幾次我沒有足夠的零錢,賣菜的婆婆都要我先拿菜回家,有空再送來。有一次我拖了四五天才給人家送過去,那個賣菜的婆婆卻連聲向我道謝，其實,感到歉意的是我。
我想起三年前在芝加哥機場的一次經歷。從安檢門到候機廳要坐一段地鐵。我到了候機廳才發現,剛買的一部數碼攝像機不見了。早就聽說芝加哥是美國比較缺乏安全感的城市之一，我想,那部攝像機肯定找不回來了。誰知馬上就有廣播響起,要我回到安檢門領取丟失的物品。我喜出望外,回到安檢門,我向一位胖警官說明情況,他立馬轉身拿來我裝著攝像機的黑包,請我先檢查一下是否少了什么東西,比如錢什么的,然后告訴我,是一位乘客在地鐵上撿到后交來的。他們看到里面有我做訪問學者的一張卡,遂通過廣播聯系我。我正要拿護照和機票給他們驗證,胖警官連連擺手說:“No,no.”我開玩笑地說:“你們為什么不用X光照照？萬一包里裝著什么恐怖分子用的東西呢？”胖警官回答:“小姐,我們根本不用擔心。”
歷史上路不拾遺的時代很讓人羨慕。但是,那樣的社會物質極度貧乏,人們沒有多少財富,所以也就無所謂失去。只有一個生活富裕、內心滿足的民族才能談得上真正的生活質量。
于是,我祈盼去看演出的時候不要被無端的懷疑,逛商場的時候不要被當成可疑者,出差在外來不及交物業費的時候不要被一天追討三次,進出機關大門時門衛不要對著身份證將我從頭看到腳……
信任就像銀行賬戶,存得越多,得到的回報越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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