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在自身富裕的同時，也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增加了國家的稅收，為更廣泛的人群提供了就業機會。總體而言，他們緩解了社會的壓力，是造福社會的。
中國富人捐助少是事實，這和他們的成長環境分不開。一方面，一直以來，我國的慈善救助都是由政府包攬，現在逐步向民間轉移，但政府放權依然不夠，所以公民的社會慈善意識整體上都呈現壓抑的狀態。另一方面，中國富人出生時間太晚了，不過20多年。現在市場競爭又十分激烈，他們每天處在憂患之中，今天他們可能有錢，明天卻不知能否成活。企業家們普遍缺乏安全感，離先秦思想家管仲所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還有很遠一段距離。西方國家的富人經過了幾百年的文化傳承，而中國才剛剛開始培育。
另外更重要的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是用捐款多少來衡量的。他們最基本的責任是生產出合格的產品、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并且依法納稅。我記得一個山西的煤礦老板曾找我，說要給基金會捐款。我就當面反問他前面幾條做得怎么樣。前面幾條沒做好，那這錢財就是不義之財。他的善也不是慈善，而是偽善。
對于《公益時報》的中國慈善家排行榜，我的基本態度還是支持的。富人的捐贈應該受到贊揚和鼓勵，給慈善家排名應該是積極的舉措。2005年《公益時報》和胡潤的慈善家排行榜我都仔細看過，兩個榜差別很大。第一名都是黃如論，但《公益時報》統計的數據是9571.5萬，而胡潤的數據是2.862億，兩者相差了3倍。兩個榜到底該相信哪一個？所以數據應該力求更加真實準確，統計的捐贈金額應該以個人給民間組織的發票為準，很多水分需要扣除。為此我有幾個重要的建議：
一、承諾捐款需要扣除。很多企業家實際捐贈只有承諾的2%-5%。他們可能承諾捐款1000萬，但實際只捐了50萬。這種承諾沒有任何法律的約束力。今天承諾了，明天破產了，怎么辦？
二、在無重大自然災難的情況下，給政府的捐款要扣除。我國《公益事業捐贈法》規定，有重大災情時，政府可以接受捐款。但平時企業依然給政府源源不斷的捐助，其實民間組織的資金使用效率是非常高的，為什么企業不捐給效率更高的民間組織呢？他們給政府的捐款有“用金錢和政府作交易”之嫌，可能用金錢交換政策、土地等等。可以說，企業家給政府的捐款是高回報的投資行為。
三、要斟酌考慮國有企業的捐款。國有企業屬于政府管轄，他們的錢就是政府的錢，他們捐贈只能算是公共服務行為，是第二次分配，而不是第三次分配。慈善應該是私人財產向公共領域的轉型。
總體而言，慈善家排行榜多幾個也不怕，因為讓一個人來統計這些數據是很困難的，有競爭比沒有競爭要好，最終要看哪個榜更有公信力，它將逐漸成為最權威的。在比較之中，讓社會產生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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