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令人警醒的社會信號發出來了。那就是許多媒體都報道了的一條新聞:有關調查顯示，大學畢業生的預期月薪已經低于某些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的預期月薪，亦即“大學生身價低于農民工”。
這樁事決不能等閑視之。不能輕描淡寫地說這調查大概不準，因為大學生就業迅速變難、薪資水準迅速下降，是我們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一個事實。有關調查只是把這個事實更加觸目驚心地揭示了出來。也不能僅僅把這看成是“人才結構不合理”、“大學教育不夠實用”。因為即使是那些相當“實用”的專業，這些年同樣存在畢業生薪資大幅度下滑的現象。更不能簡單地說這是前幾年大學擴招造成了的大學生相對過剩，因為按照大學生占人口比例計算，我國大學生數目還遠遠不夠，而且也并沒有超越經濟發展的相對水準。
這個信號究竟在警示我們什么呢？我認為就是，中國的中產階層正在走向“相對貧困化”。我并且認為，這是比簡單的貧富分化要嚴重和危險得多的一個社會問題。按照中產階層的傳統定義，它的主體就是所謂“白領”，即從事非體力勞動的薪資雇員。在中國，過去幾年中，這個社會階層正日益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同時背負著房價飛漲、醫藥費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假若做一次關于中國人主觀幸福程度的調查，我敢打賭說，白領階層會是感到最不幸福的人群之一，其對生活的滿意程度不但會低于富裕階層，而且很可能會低于不少的普遍勞動者，例如農民工。
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我看來，是目前我國的經濟政策和體制下，中產階層的利益經常受到忽視。過去，政治經濟學傾向于所謂“兩極對立”的階級劃分法，即把社會簡單地劃成“窮人-富人”、“企業家-勞動者”。在發達國家，這種階級兩分法從50年前起就逐漸被拋棄，代之以強調中產階層的崛起和社會利益多元化。政府的政策也日益強調保護中產階級利益，左右兩派的經濟政策都向中間靠攏。而在我國，階級兩分法直到目前仍據有一定地位。在這種思維定式下，政府的政策也容易趨于兩極。例如:當需要發展經濟時，政府就拼命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由此制定的政策往往向少數富裕階層特別是企業家階層傾斜；而當覺得需要促進社會和諧和平等時，政府的目光便更多地投向了最底層的勞動者。我這里當然不是說，企業家的利益或者底層勞動者的利益不重要。問題在于，如果政策自覺不自覺地總在這兩大利益集團之間搖擺，居于中間的中產階層就無形中成了一個弱勢集團。
一般而言，中產階層被認為是社會的穩定閥。如果這個穩定閥自身心緒動搖，社會矛盾就可能被放大。這幾年，民間對貧富分化的憤怒和怨言突然高漲，我認為，這股聲音一個主要來源，并不是那些最窮困的群體，而恰恰是相對貧困化的中產階層。換言之，中國貧富分化在現階段的最關鍵問題，既不是“富人太富”，也并不是“窮人太窮”，而是中產階層的停滯和相對貧困化。
在一個利益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政府必須兼顧不同利益集團。兩周前我曾在本報撰文指出:要建設和諧社會，政府就要扮演一個“斡旋者”，負責化解沖突，平衡不同集團之間的利益。無獨有偶，上一周，央行副行長吳曉靈也稱，現在必須承認不同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存在，政府的責任是要創造和疏通多種合法的表達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協調利益關系。在我看來，目前首要的一步，就是承認“窮人”“富人”之外的第三個利益集團——中產階層——的存在，并充分保護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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