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富人不象西方的富人那樣捐助社會公益、扶植弱勢階層，這已經成為時下公
共討論中的一個重要課題。遺憾的是，人們在討論這樣的問題時，多從文化的角度
著眼，很少涉及制度安排對富人行為的影響。去年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發表宣言：
“不要向富人開槍”，把老百姓對富人的怨恨歸結為非理性的憤怒。這充分體現了
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對健康的市場經濟運作背后的社會、政治過程的無知。
不錯，西方的富人，許多都是慈善家。這確實和他們的文化、特別是基督教的傳統
有關。他們總體上的個人品性高于中國的富人，基本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
他們特有的“慈善心腸”并不能解釋他們所有的行為。比如在美國，慈善的富人捐
款，不慈善的富人也捐款。光用人家制度上對慈善事業的稅收優惠也不能解釋這些
行為。因為捐出去的錢，畢竟比因此在付稅時省下來的錢要多得多。
幾年前隨著安然倒閉，曝出了美國歷史上一系列罕見的金融丑聞。隨即我們有機會
觀察美國社會如何懲辦這些涉及金融欺詐的老板們。其中對安然總裁的正式司法審
理現在也才剛剛開始。你只要追蹤這一漫長的過程，就會明白人家為什么捐款了。
大家都知道，生意場是是非之地，糾紛不斷、官司不斷。你當一個老板，家產萬貫，
可以自己過自己的好日子，覺得擁有的一切都是合法所得，犯不上操心窮人的事情。
美國的法律，也保護你這樣作的權利。但是有一條：你不要出事。一旦出事，有人
告你，法院一受理，你的命運，就常常會交給12個由平民百姓組成的陪審團。當人
家在決定你是該蹲二十年監獄，還是從輕發落，或者無罪釋放時，你恐怕會巴不得
有機會把每個陪審員都打點一下。可惜，真要到這個時候就太晚了。法律不可能給
你這種機會。
富人們很聰明。他們不會等到這個時候。他們會提前打點自己的潛在陪審員。所以，
他們一旦發財，先是要給當地的社區作各種好事。這幾年涉嫌金融欺詐的案子看了
不少。這些白領罪犯，不知卷走了多少民脂民膏，其罪行令人發指。你要是說他們
有慈善心腸，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但是，這些人大多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行
善。比如安然公司。當地從芭蕾舞團、學校，到孩子的游樂場地，都是該公司捐的。
許多犯罪的富翁，自己掏腰包給當地社會提供無微不至的福利，乃至老百姓在電視
上看到他們帶上手銬腳鐐時才大吃一驚：想不到這樣的好人居然也犯罪！
你如果是個陪審員，面對這樣的罪犯，許多事情會影響你的決定。比如，如果你的
一個鄰居的孩子，當年得到這個罪犯提供的獎學金上了大學，你們家邊上的便民橋
也是他出錢修的，你天天在用，那么你對他就難免有些心軟。如果他是個只顧自己
發財、對社會一毛不拔的人，你判他重刑，心里就痛快多了。道德和價值觀念固然
塑造著富人的行為，但是他們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理性人”。他們賺錢后心里會有
所顧忌，如果賺了來路不正的錢，就更得留后路了。所以，美國的富人，好人因為
慈善而捐款，壞人因為恐懼而捐款。老百姓手里握有的權力，對任何富人都有威攝
力。許多社會問題，特別是扶助弱勢階層的問題，不用政府介入就這么自動解決了。
當年我有一個農村的表兄，在“先富起來”后對我說：“中國的農民真愚昧，自己
沒有出息，又看不得別人成功。見你富了，就到你家要錢。你不給，就坐在你家炕
上不走。”其實，這種紅眼病，是普遍的人性，西方的富人也必須面對。比如在古
希臘的雅典城邦，窮人經常看著富人眼紅，社會幾次因為貧富分化走到崩潰的邊緣。
自梭倫改革以來的一系列“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其核心的一點就是均貧富。老百
姓在經濟上可能是一無所有，但是有選票，可以懲罰自己看不順眼的人。況且當時
城邦規模很小，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人家的窮人，也未嘗不可以“坐在富人家不
走”甚至賴賬。所以，富人必須說服鄰居：我致富對大家都好，而且好處來得立竿
見影。這也怪不得，當時的雅典有著希臘城邦中最豪華的公共設施。這些設施，一
部分來自附屬城邦的上供，一部分來自富人的捐助。
我們都知道西方是個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但我們卻不太容易理解：人家那里有一
個社會共同體的概念。一個人發財后，要在促進共同體的利益后，自己才可以安心
享受自己的財富。富人不僅要懂得如何賺錢，而且必須會玩兒財富政治，把那些看
著自己眼紅的人給擺平了。人家那里并非沒有“對富人開槍”的事情。相反，人家
已經把這種“對富人開槍”的行為給制度化了。
對照一下，我們中國的富人怕誰呢？除了不得不聽從的行政命令外，他們憑什么捐
款？減緩貧富分化，約束富人的行為，光靠道德說教是不行的，必須進行制度建設、
給小民百姓真正的政治權利。這一點，正是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所不懂的。他們總是
在那里設計如何對有權有勢的人進行“贖買”，殊不知，在健康的市場經濟中，常
常是強勢階層要對弱勢階層進行“贖買”。他們甚至連老百姓在互聯網上發發牢騷
難以接受，忙著給富人們當保鏢。這樣的市場改革，會把中國帶到什么地方去呢？
所以，我把我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理念，定義為“小民百姓的經濟自由”。我們的
社會和政府，必須保證他們獲得這種自由的基本權利。否則，我們就無法應付市場
化以后的各種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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