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暴富后的煤老板奢侈的消費；另一邊是本地環境惡化，礦工和村民的生活水平并未隨著礦業發展而提高。面對這一狀況，山西省鄉寧縣以政府文件形式，在全縣掀起“一礦一業一事”活動：凡屬鄉寧縣開辦的煤礦生產企業，都必須在本縣境內創辦或聯辦一個促進農民增收途徑最便捷的非煤企業；興辦一項人民群眾最渴望的社會公益事業；并確定標準為每賣一噸煤，煤老板應該拿出30元搞“一業一事”。
本地普通民眾不能從礦業發展中享受到好處，這是單一資源依賴型地區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問題。在這些地區，經常會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現象，也就是說，在礦業帶動下，當地GDP高速增長，但是，當地社會各項事業卻并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發展，甚至反而損害民眾的福利，比如帶來環境污染、生活品質下降等問題。
改變這種狀況的一個可能方法是適當提高資源稅。不過，資源稅盡管是一種地方稅，但其稅率卻由中央政府決定，地方政府不能為了增加自身收益，擅自改變稅率。而總體上，目前資源稅的稅率普遍較低，地方政府從開采資源中所得到的收益，不足以補償資源所在地民眾遭受的福利損害。
不過，即使中央政府提高資源稅稅率，使地方政府從資源開采中得到的收益增加，如果不落實科學發展觀，這些新增收益也未必會被直接用于增加普通民眾的福利。因而，讓煤礦企業直接興辦能夠給普通民眾帶來福利的事業，也不失為一種可能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做法。但這種做法的合法性令人質疑，從某種程度上說，屬于對企業的亂收費。
只要煤礦老板合法經營，則煤礦在依法納稅之后，便不再對政府有其他財政義務。當地政府以一紙文件要求煤礦老板興辦“一業一事”，其初衷可能很好，但缺乏合法性，因為政府必須在法律授予的范圍內謹慎使用權力。
當然，政府逼富濟貧，以政策方式強迫煤礦老板出資從事政府指定的社會事業，目的還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貧富差距現在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貧富群體之間的對立情緒還未消除。這一點在礦區可能表現得更為明顯。輿論也普遍呼吁富裕群體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呼吁政府采取措施，用富人的財富幫助低收入者。
凡此種種呼吁背后有一個“為富不仁”的假定，但是，這種假定可能低估了富裕群體具有的社會責任感。對能夠意識到自己利益的富裕者來說，緩解貧富差距、保持社會和諧，乃是有利于維護和增加其自身利益的。不過，在現實中，富裕群體本來具有的社會責任感被抑制了，即使有些企業家具有一定的責任意識，也很可能發現，沒有便利的渠道實現自己服務社會的抱負。
政府確實可以勸富濟貧，鼓勵富裕群體承擔其社會責任，但逼富濟貧與勸富濟貧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其實，政府可以創造條件助富濟貧，比如給予私人企業家以平等的法律保障，讓他們對自己的財產有穩定的預期，這將激發出他們的社會責任意識；同時，讓私人企業家組織起來，實現一定程度的自治，通過參與社區和地方的政治與社會生活，服務社會。
具體而言，政府不妨引導企業力所能及地自愿從事一些慈善活動、社會公益活動等，比如通過設立獎學金、助學金的形式，資助貧困地區的教育；幫助服務于普通民眾的基層醫療機構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作水平，包括引進合適的人才等；還可以設立低收入群體救助基金，以便在他們急需的時候，能夠及時提供一份愛心扶助。這樣既可以達到勸富濟貧的目的，又可以轉變企業形象，一般而言，企業還是愿意提供相關支持的。
中國古代社會本來就有一個很好傳統：通過社會自治，在政府的引導和推動下，富裕群體拿出其財富服務于社區和地方的社會事業，以實現社區與地方的和諧。今天所需要的就是通過政策調整，恢復這樣的優良傳統。畢竟，社會和諧的基礎是各群體的自愿合作，而不可能是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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