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典型的歐式知識分子電影，影片通過不斷收到的偷拍錄像帶讓主人公不得不重新面對自己四十多年來刻意隱瞞、試圖遺忘的過去。邁克爾·哈內克再次以冰冷的攝影機讓觀眾逼視人性中令人不堪忍受的陰暗面。揭開結疤的傷口固然是一件殘忍的行為，但其殘忍程度遠不及傷疤形成時鮮血淋漓的過程。如果始終不能面對自身的罪惡，那罪惡本身就會在某些誘因作用之下變本加厲地在你身上發作，讓你自食惡果。
喬治·羅蘭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文化訪談類電視節目主持人，當他第一次接到錄像帶有些莫明其妙，甚至懷疑只是兒子的惡作劇。隨后，錄像帶源源不為斷地送到他家門口時，他才隱約感覺不僅是隱私權得到侵犯那么簡單了，整個事件背后似乎隱藏著某種對他構成威脅的動機。他從與錄像帶一起送來的漫畫上找到了線索，這牽涉到他一段不堪回首的童年記憶。把它稱之為罪惡可能言過其實，因為畢竟那時他還只是是五歲的孩子。事件涉及的時代大背景倒是可以反映當時法國政府的不光彩行為：1961年發生在巴黎的阿爾及利亞移民血案。眾所周知，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許多本國著名的知識分子都旗幟鮮明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比如小說家加繆，比如導演戈達爾，他拍攝的《小兵》因為觸及到阿的敏感問題被禁演三年。
當本片在戛納公映時，哈奈克對記者表示如果有人認為它是一部關于阿爾及利亞問題的電影，他會非常生氣，他認為影片絕不是為了反映政治，它的主題要廣闊得多。言下之意，影片當然也包括反映政治問題，只不過不是僅僅反映政治問題。正是那樁血案，馬吉德成為孤兒，隨之又因為喬治的謊言被收養他的喬治父母送到孤兒院。可以想象這四十多年來，喬治一直心存愧疚，當他將錄像帶事件與童年往事聯系起來時，他感覺自己的家庭、事業受到威脅時，特別是當他的愛子突然失蹤之后，他本能將愧疚轉化成憤怒，他以已度人地認為這是馬吉德數十年來處心居慮對他進行報復。隱晦與屏蔽的童年過錯延續了四十多年，終于真正地演變成了罪惡，馬吉德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當著喬治的面刎頸自殺，哈內克電影又一次出現讓觀眾驚心動魄的一幕：馬吉德頸部噴出鮮血飛濺到雪白的墻上！馬吉德的以死抗爭維護生命的尊嚴代表著弱勢群體面對社會強權質疑時最無奈的選擇。
我不認為影片反映的是以喬治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私與冷酷。知識分子在西方被稱為“社會的良心”，哈內克本身也是法國知名的知識分子，我更愿意把影片看作是知識分子作為個體的人的反躬自省，“社會的良心”既要直面社會的黑暗面，也要直面自身的陰暗面。從安娜同事在聚餐時講的那個精致的笑話可以看出哈內克在深刻反省的同時，也對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智慧與幽默頗為自鳴得意。
作為一部驚悚懸疑影片，偷拍事件的始作俑者始終躲藏在故事背后，這可能讓一部分想要探究故事來龍去脈的觀眾感到失望。然而這正是哈內克的高明之處，始終讓影片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使得故事充滿戲劇張力，而到最后才發現這只不過影片的引子，偷拍者究竟是誰不是影片的重點所在。影片沿用了好萊塢類型電影的模式，卻改造了其封閉式的結尾，使得故事更具開放性、也更加耐人尋味，這是歐洲現代電影人的慣用方法。從影片來看，那個偷拍者對喬治的過去了如指掌，拍攝隱蔽性也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幾乎是無處不在，或許可以將它看作是一種宗教式的隱喻。影片另一高明之處是經常以假亂真，將錄像帶的內容與故事進行的現實融合在一起，觀眾在欣賞電影會在某段時間內分不清影像的進行狀態，直到這個段落結束才恍然這是錄像內容還是正在發生的現實，促使觀眾對影像的真實性表示一定的警惕，影片表現了哈內克對現代高科技視聽媒體的嚴重質疑。
影片從側面描繪現代法國的一些社會問題，比如喬治在警察局門口（一個頗具意味的地點）與黑人青年發生的沖突，從那小伙咄咄逼人的氣勢可以看出移民問題依然是法國社會潛伏的不安定因素，尤其2005年巴黎郊區發生舉世震驚的移民騷亂更讓法國觀眾對影片具有強烈的認同感。馬吉德的悲劇正是源于當年阿爾及利亞移民血案，馬吉德去世后，他的兒子來勢洶洶地找到喬治，在他的強硬要求下，兩人來到洗手間進行對話，到最后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對喬治根本無可奈何。他無力地譴責喬治當年剝奪了馬吉德受教育的權利，而假使馬吉德能夠如他所愿接受教育也是來自喬治父母的恩賜，這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喬治數十年來不敢直面自己曾經犯下的過失，當過去的陰影逼到他無處躲藏時，他出于自衛的本能地做出過激的反應，最終導致慘劇的發生，令他愧疚終生。從中可以影射許多人與事，正如哈內克所言每個國家都會一段被遮蔽、被遺記的歷史，但對他而言，這是一部關于如何面對自身罪孽的電影。誠然，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只不過是代表了那個國家或者那個地區，而作為個體的人才真正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只有作為個體的人覺悟了，勇于直面自身的過失或是罪孽時，悲劇的發生幾率才會逐漸降到令人鼓舞的程度，或許這正是哈內克想要表達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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