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玨，鶴崗市蘿北縣醫院藥劑師，月收入900元左右。在這座黑龍江中東部的縣城里，她的同事描述，“（她）屬于當地標準的‘中產階級’”。
當她以性感形象，用高跟鞋踩踏一只幼貓后，她是誰？成為多數人的疑問。
兩條線路開始追索她。其一是網絡，她的材料很快被挖掘并公布。這般效率，似乎是馬歇爾·麥克盧漢40年前預言的又一現實例證——“在機械時代，我們完成了身體在空間范圍內的延伸。今天，經過一個世紀的電力技術（電子技術）發展之后，我們的中樞神經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擁抱全球。就我們這個行星而言，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已不復存在。”果真如此樂觀？
第二條是追索線路。每天有一班海航航班從北京到佳木斯，然后由佳木斯往北150公里，大約兩小時車程到達蘿北縣。《三聯生活周刊》記者經此路線到達蘿北。“我們的中樞神經又得到延伸”，網絡帶給我們的這層虛擬現實，似乎無法對應真實的現實。
到佳木斯市調查5個孩子被殘殺案的朱文軼描述這座城市:
“那天（3月10日）佳木斯下起了到那以后的第二場大雪，邊陲小城的浪漫和底色多少顯露出來。我在北京最痛恨的就是再大的雪很快也會不見蹤跡，城市管理者們要隨時保證一個大城市正常運轉，一點積雪都會讓這個現代系統亂了。佳木斯可不一樣，大雪下了一天一夜，根本沒人打掃，雪遮住了泥濘，遮住了灰塵，遮住了這個城市不平整的道路，歪七斜八的公共設施，低矮的城郊棚戶區，所有不完美這一時刻都變得完美起來。道路上的雪完全靠來往車輛自行壓扁，車速不緊不慢，大家似乎習慣了這種平靜和生態。夜晚的飛機上俯視佳木斯，城中心亮色的密度向郊區急劇遞減，這種城鄉差別的形象表達比很多城市明顯得多。到了佳木斯才知道，那些光線暗淡的地方是這個城市的棚戶區，原先卻都是佳木斯的大型工業企業集中地——曾經是最發達的生產力代表。我們在大雪中走了一兩個小時，打聽兇手母親的住址，始終沒有任何答案。每個從棚戶區陰冷潮濕的平房里探出的腦袋都帶著一臉疑惑、戒備、警惕和冷漠。我在北京看過住在老胡同里的城市貧困人口，但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大面積的貧困。我知道那個社會學名詞‘邊緣化’的真實內容:那些在北京打工的人們根本算不上，他們至少始終在努力地接近城市，他們至少還有改善現狀的能力，而這些真正被城市化所拋棄的人群所剩無幾的氣力似乎只有用于接受救濟。貧窮不但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甚至改變了他們的表情。我們離開那兒其實剛剛下午17點左右，這個地方已經悄如死寂，根本很難看見狹窄的道路上有人走動，最活躍的是亮著黃色燈光的小賣部——這種80年代末就已經在很多城市消失的個體商戶，靠賣些油鹽醬醋和廉價小商品為生，仍然是這個地方最有活力的商品經濟領地。”
雖則如此，佳木斯作為城市——由此轉車去蘿北縣的記者王愷觀察——“市中心有百貨大樓，里面有經常在電視上做廣告的各種服裝名牌，七匹狼之類;有很大的花鳥市場，上面掛著巨大橫幅:歡迎各大機關選購仿真綠色植物;有博物館，盡管博物館經常關閉，但旁邊的收藏品市場里，一些小販在寒風中販賣著瓷器等收藏品;有一座四層樓的新華書店，里面有暢銷書《喬家大院》，也有眾多的音像制品，除了《無極》、二人轉的DVD之外，還有很多夜總會娛樂節目的碟片，售貨員說，賣得不錯。而時尚類雜志被精心擺放在佳木斯最大的超級市場中的一間小屋販賣。門庭若市的肯德基是佳木斯市民一種享受，雖然開設5年了，但生意還是一樣好。”
而蘿北縣:“雖然只有兩小時車程，但是生活和佳木斯比起來，有巨大的距離。這距離與其說是空間的，不如說是時間的。蘿北縣至少要落后佳木斯5年，酷似一個90年代初期的南方縣城。雖然在物質生活上，蘿北縣并不顯得貧乏，這里有各種類型的火鍋店，其中一家肥牛火鍋店還掛著北京分店的招牌，但縣城的格局還是決定了這種不貧乏的物質生活不上檔次。如果要買一件所謂的國產品牌服裝，要上附近的鶴崗或者佳木斯去買。”曾接待王愷的蘿北“首富”說，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因為縣城太小，只有5萬人，幾乎每人都認識他，“你要是和個女的吃飯，第二天會有無數人問起你們的關系”。
從北京經佳木斯到蘿北縣的直觀之見，確如朱文軼在飛機上鳥瞰佳木斯的感覺一樣，“城中心的亮色的密度向郊區急劇遞減”。這層“物理”現實，與網絡制造的“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已不復存在”的心理現實疊加后，我們面臨的是什么真實？我們如何來“陳述、推測并解釋、評論”那個打扮性感，名叫王玨的女人？以及如何應對那起5個孩子被殘殺的事件？
當這兩起事件戲劇性地在時空上重合，它們顯示的價值——或者可以引用英國格拉斯大學媒介研究學派的“建議”:“新聞是一種儀式的、修辭的、事實陳述的、傳達信息的（有時是錯誤傳達）、推測的、解釋評論的選擇性結晶”——來對比觀察它們的差異。
最早報道佳木斯5個孩子被殘殺事件的《華商晨報》記者在“手記”里寫道:“警方的緘默，引發的后果就在于:佳木斯市目前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關于此案的不同版本。于是，死亡兒童的數目從5個被傳播到28個，撲朔迷離。”這一報道發表后一天，警方就發布報告，“黑龍江佳木斯市破獲殺害5名未成年人特大案件”:“公安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對這起殘忍殺害未成年人的特大案件，一定要徹底查清，使犯罪分子得到嚴懲。”
與進入國家權力系統的嚴謹不同，王玨與她的“虐貓事件”，因其事件所處地帶的“灰色”，使網絡“民間緝兇”成為事實——而網絡的透明性，又使媒體開始討論其“緝兇”的“正面效應”。不過，當記者陳賽進入調查真實的“民間緝兇”，不那么讓人樂觀的現實是:“采訪快結束時候，‘中國反虐殺聯盟’的站長小青才不好意思地告訴記者，其實在接受采訪之前，她已經在網絡上仔細搜索了我的所有資料。方法很簡單——輸入名字和所在單位，Google就會給出我曾經寫過的文章和大致立場，‘基本確定你是個好人，我才敢與你見面’，小青說。”看上去此次“緝兇”所表現的極高尚的合作精神，在陳賽的實際感受里，“調查者之間卻一直彌漫著不信任的空氣”——“小青頗為遺憾地告訴記者，一個號稱小動物保護組織的網友說要前往蘿北縣現場調查，臨行前，小青問他，能不能留下手機號碼，方便與大本營聯系，但是那個人始終也沒有留下聯系方式。倒是后來記者的同事證明了此人的確到了蘿北，而且進行了調查。”
佳木斯、蘿北縣以及“民間緝兇”真實的“生活現場”，如此迥異于我們的想象，使得對這一事件任何單向度的立論，都顯得單薄與乏力。
仍回到麥克盧漢的論述，對于能夠消除“時間與空間差異”的電子媒介時代——“其屬性是非線性的、重復性的、非連續的、直覺性的、是靠類比推理去展開的，而不是靠序列論辯展開的。我們自身變成我們觀察的東西。我們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們。”如果對比《理解媒介》（1964年）與早其70年出版的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麥克盧漢對電子媒介的論述與勒龐對“領袖”的論述，甚至在擇詞上都有雷同之處。電子媒介時代，或大眾時代，真實的生活現場最容易被抹去。
選自《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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