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非典”時期，白衣天使們不惜生命代價的無私奉獻精神，為全社會所贊揚。在那段特殊時期，醫患關系似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然而時至今日，情況卻與當時有著天壤之別。中國社會調查所昨天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67.4%的受訪者認為醫生的聲望在下降。2003年“非典”過后，醫生的聲望大漲。但此次針對“公眾如何看待醫生收紅包行為”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67.4%的受訪者認為醫生的聲望在下降。（《京華時報》3月26日）
最近關注醫患關系較多，每天瀏覽新聞報道中的醫院和醫生，就如黑暗魔窟和喪心病狂的嗜血魔鬼一般。從哈爾濱天價醫院、深圳天價醫院到宿州市立醫院9名患者眼球摘除，又到最近發生諸多醫療“回扣”和沈陽一醫院盜取患者骨髓案，有關醫療新聞負面報道，一個連著一個，輿論一邊倒地傾向患者。而醫生之于公眾的形象則群體妖魔化了。今晚我還在電視上看到關于不負責任的醫生錯拿好腿當病腿給小孩開刀的醫療官司的報道。難道這個國家的整個醫生群體都素質低下么？
當然不是，而醫療市場化的導向才是我國醫生聲望下降的主要因素。國內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失靈，導致低收入群體有病求醫難，醫生一旦出錯就成了眾矢之的。所有的媒體將指向失敗改革的鋒芒都轉了過來。醫生和醫院作為醫療制度的窗口，承擔了所有的憤懣。當然，我們不能說醫生是“替罪羊”。媒體也不會胡亂往無辜的醫生和醫院身上栽贓。只有作為醫院在救治上不作為，或者是以經濟效益做作為的目的；作為醫生不負責，職業素養低下，媒體才會對相應的事件進行曝光。但個別這種醫生畢竟不能代表整體。醫生也是人，是人就難免犯錯。可憐之處就在于，醫生的錯誤不可饒恕，因為這錯誤關系到生命。還有就是某些醫院對于醫療事故的處理，為了遮丑而選擇一系列同患者為敵的態度，這都給公眾留下了極端惡劣的印象。最近熱播的《白色巨塔》就將醫生和醫院的某些心理生動地在我們眼前展現出來。
人的心理總是這樣的，一個人有問題，與之相關的人，同行業的從業者就都很有可能出問題了。這個社會從外部到內部都把醫生整體妖魔化了。醫患矛盾一觸即發，炸彈隨時引爆。前段時間福建一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在坐診時，竟被自己的病人用刀捅死。這種因沒治好病就把責任歸給醫生，并持刀行兇的行為，已經是目前日益惡化的醫患關系活生生的例證。更加耐人尋味的是，在并不了解內情的情況下，人們對遇難的醫生并不同情。在網上1000多條評論中，80％的評論卻是“理解”患者，而對醫生則進行質疑和批評。
現在一些患者用來防醫生“高招”迭出。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副院長趙勁民說，他們來看門診時甚至帶著錄音筆、攝像機，將醫生的一舉一動都記錄下來，好像要隨時準備跟醫生算賬。趙副院長說，“醫生是敵人嗎？在這樣的環境下醫生怎么能夠專心工作？”（《人民日報華南新聞》3月1日）
從現實講，那些除成名成家的醫生除外，絕大多數普通醫生要受著多重煎熬：生存壓力、患者情緒等等。要知道，一個醫生從醫學院到主治醫生，起碼經過將近10年的時間，這里頭除了就業壓力，還有學業壓力。而且就算博士畢業，工作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落實的，醫學院畢業生太多了。而且，醫生并非都是“回扣”和“紅包”的受益者。在一個醫院，只有唯數極少的業務頂尖醫生和科室主任才能拿到數額可觀紅包和回扣。
我的一個朋友就是醫生，當我和她討論到紅包問題的時候，她苦笑著說：“哪有醫生愿意看到自己的病人死在手術臺上？所有的醫生都希望能用自己的雙手和專業知識將病人送出院。所以，做手術的時候，病人根本沒有必要給醫生塞紅包，因為沒有醫生會因為沒有收到紅包而將手術刀變成屠刀的。”我的媽媽也曾經做過開顱手術，當時的主刀大夫為了讓我父親放心而在術前收了紅包，但術后又把錢退了回來。這不都說明具有有良好職業操守的醫生大有人在么？
客觀地說，中國的醫患關系正是在醫療改革之后日趨緊張。因此，單純地把問題理解為是醫生的道德低下，對解決實際問題毫無意義。現實告訴人們，醫生聲望下降的背后，是整個過渡性醫療體制在起作用。
中國醫生被群體妖魔化的結果是醫患關系緊張，患者不再信任醫生，醫生在這引以為豪的職業里不被尊重，心理壓力，社會壓力，生存壓力，三座大山緊緊壓迫，心理生理受影響，犯錯的機率也多了，這又是一個惡性循環。所以我認為，還是要給予醫生多一些的理解，所有的關系都是相互的，包括醫生和患者，醫生和社會。醫療體制的責任，不能讓醫生這個群體來背負。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