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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公務員考試越來越火爆，“公務員”成了一個熱門話題。最近，正值公務員面試，這個話題再次升溫。3月6日，本報發表《公務員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引起廣大讀者關注。近日，記者就此話題采訪了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朱光磊教授，他的看法是：多與少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結構不合理。

中國公務員“超標”近20倍？

今年大學即將畢業的王桐毅，去年年底參加了公務員考試，但是沒有通過。他倒不太在乎：“我父母希望我能到政府機關，以求工作穩定，但是我不喜歡那樣的環境。”他經常聽人說我國公務員人太多，有些機關人浮于事，他覺得年輕人在那樣的環境里浪費青春。但在街道辦事處當副主任的父親認為他對公務員有成見，事實上公務員每天要做的事很多，常常忙不過來。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亞洲部的指導下最新完成的《中國居民評價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務報告》顯示，近7成的民眾認為目前政府公務員的總量應該減少。有分析認為，按照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中國公務員數量大大超出發達國家，中國公務員“超標”近20倍。

但是，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一個課題組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無論是公務員還是財政供養人員與我國人口的比例，比起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都要低許多；東亞的日本、韓國的“官民比”大約是我國的兩倍，我國公務員與總人口的“官民比”大體上相當于南亞和部分非洲國家的水平。在世界上，北歐的丹麥、瑞典、芬蘭等福利國家，這兩個比例都是最高的。

“之所以有人認為我國公務員規模過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把公務員和財政供養人員的概念混淆了。”課題組的一位成員說。另外有些研究人員的結論所基于的數字也值得商榷，甚至出現過有人用上世紀80年代的數據來解釋90年代的“官民比”。

多與少不是關鍵問題

朱光磊承認，關于中國公務員多與少的問題，已經爭論了許多年、許多遍。許多人都會從身邊經歷和感受來推論出“公務員多”的結論。

一家企業的部門主管薛曉黎說，一說到公務員的數量問題，第一個在自己腦中浮現的就是去上級主管局機關辦事，辦事員在電腦前打游戲的情景。因此她直覺上同意我國目前公務員多了這一說法。但她承認，自己其實并沒有太多的數據或是事實根據來支持這一判斷。

課題組通過國際比較研究，特別是通過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30個成員國進行研究后，發現公務員規模是受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多因素影響的。通過多角度的統計和比較，證實中國公務員的絕對規模并沒有過大，“官民比”與發達國家相比也不算高。“但不是沒有問題。”朱光磊說，很多人從自身的經歷或感受中得出“我國公務員過多”的結論，是確有原因的。中國在這方面存在的真正問題，是公務員的比例、結構不合理，是公務員的“結構性過剩”和“運行性過剩”。比如，中央一級公務員偏少，可是越到地方、越到基層公務員比例越大。這是由于我國在縱向間政府方面實行的是“職責同構”模式的原因。

課題組成員張光教授對這個問題做過專門的研究。他認為，從1994年全國實行中央地方財政分稅制以來，地方財政一直吃緊，但地方政府承擔的任務太多。有數據顯示，地方公務員承擔了實際操作任務的70％，可是，目前縣級行政區（包括城轄區和縣級市）及其以下行政區（鄉鎮和街道）的預算內財政支出，僅占全國預算內財政總支出的29％左右，也即地方政府以三分財力完成了7成的公共服務任務。“這種不成比例的現象，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很大比例的錢用于公務員開支，這就容易給老百姓造成一種錯覺，就是公務員太多了。”張光說。

張光教授認為，財政供養的人數過多當然是要警惕的。就政府規模問題而言，短期之內還是確實要堅持“適度從緊”的原則。現在，我國人口已經增加到13億，再加上社會轉型期大批的“單位人”轉為“社會人”，政府承擔的任務自然就會相應增加。但據了解，從1992年到2004年，我國的公務員只增加了幾十萬。張光認為，由此看來，我國公務員的相對數量基本沒有增加。

公務員隊伍為何“人浮于事”

一提起父母進養老院的事，天津市民韓建剛就有滿肚子的牢騷。他費了不少心思，送了禮，托了人，也沒能把父母送進天津的公辦養老院。韓建剛想送老人去的第二老年公寓有300多張床位，現在全部住滿，還有三四百號人在排隊等號。他感嘆道：“送老人進養老院比送小孩進名校還難。”他不明白，中國現在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院越來越緊俏，政府為什么不投入？“總說公務員多，為什么該做的事沒人做？”韓建剛不解地問。

課題組成員孫濤副教授認為，“小政府，大社會”主要是針對經濟領域而言，在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百姓民生方面，政府必須承擔相應的職責。“而我們現在這方面的政府職責及其部門配置恰恰是有矛盾的，具體表現在‘有人沒事干，有事沒人干’。”他認為，現在政府在很多經濟領域還是管得過多，而最應該監管的稅收卻還有許多漏洞，稅收方面的公務員相對太少。另外，目前在社會管理、公眾服務等方面，政府承擔的職責也太少。孫濤舉例說，我們國家正在進入老齡社會，像養老服務這種公益事業，政府目前并未有效地承擔或加以規劃。

朱光磊教授是《當代中國政府過程》一書的作者。他認為，對公務員多與少的爭論，表面看是數字問題，其實是對中國整個政府發展狀況的評價問題。由于中國在管理方面歷史積淀的薄弱，我們在政府工作流程、管理細節等方面存在著許多不夠科學的地方，管理過于粗放，造成大量的人力浪費，效率低下和服務缺位。這是目前公眾普遍認為公務員“人浮于事”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他還認為，中國長期存在的“官本位”觀念，導致我們的公有制事業單位都有一定的級別。這就難免會使公眾把“有級別的人”與“官”聯系在一起，使概念上的混淆進一步加劇，使公務員的范圍就顯得更大了。隨著社會的進步，是到了考慮逐步解決“官本位”問題的時候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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