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在我們社會，講道德標準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底線”。
近日，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撰文“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以揭示和解讀中國社會一些道德底線失守的現象和根源。孫教授在文中提到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曾在一次演講中講：“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潔癖，我沒有特別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線。”
為什么崔永元要先聲明自己不是“道德潔癖”？為什么崔永元沒有特別高的要求，只要求道德底線？
崔永元雖然是名人，但他的這番講話卻有代表性。很明顯的是，崔永元是怕被人扣上“道德圣人”的帽子，今天，這是不好聽的名頭。因此崔永元不談道德，只談道德底線。崔永元對道德底線的解釋是，醫生可以收取紅包，但只要在做完手術后不把紗布留在肚子里就行了。同樣地，許多人對官員的受賄也有類似的道德底線，收了賄賂后辦成了事也就不錯了。還有，“是好男人就請用安全套”的號召也已成為中國“好男人”的標準，即不管與誰發生性關系，只要戴上安全套，就是“好男人”，安全套又成了一個忠貞不渝的道德底線。
其實，以上所謂的道德底線就是合理化原本不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比如，醫生收紅包本來是不道德的，但按崔永元要求的道德底線，只要做好了手術，就是不錯的了。以此類推，如果沒送紅包或者送得不夠，紗布留在肚子里也是正常的了，誰叫你不懂當今的道德底線呢？如果紅包沒送到，人們會對手術的結果很擔心的，覺得那是正常的擔心，如果給官員送禮，人家不收，送禮的人便知道恐怕事情是辦不成了。
為什么許多中國人對收紅包這樣的非道德行為要以修正的道德底線來合理化？以我看來，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公眾覺得無力改變還不如接受，只要能達到目的就行了，最壞把紅包算進醫療成本；二是收紅包一方也覺得收紅包不再是一個道德問題，只要給人辦事就對得起良心。因此，送、收的兩方面一起認可了收紅包辦事的道德底線，其實是修改了道德標準，這無疑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上的下滑，送的一方有責任，但收的一方卻有更大的責任，而更需要拷問的是造成如此下滑的制度環境。
我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在與美國醫生打交道的過程中，包括做手術那樣的事情，從來沒有送過紅包，我周圍的一些朋友也做過或大或小的手術，有通過朋友介紹，也有在網上查到的專家。前一段時間，一位朋友找到做手術的專家是其領域里世界級的專家，手術也不小，做得很成功，保險公司支付費用，朋友一分錢的紅包也沒有送。美國醫生沒有收紅包才做好手術的道德底線，而病人和家屬也沒有認可醫生這樣的道德底線。雙方認可的就是不能收紅包的道德標準。
《中國青年報》3月29日以題為“不敢貪、不能貪、不想貪”報道了香港廉政公署反貪的經驗，多年前香港社會的腐敗貪污極為嚴重、普遍，而今天的香港在清廉指數上位居亞洲第二，僅次于新加坡。其中，一條突出的經驗就是，香港廉政公署執行的一個原則就是：“貪一塊錢也不行”，按原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專員郭文緯的解釋：“大貪小貪都是貪，放過小貪等于縱容大貪，繼而縱容貪得無厭。”這就是一個絕對的有關貪污的標準，沒有貪多少或者是受了錢辦事不辦事的底線。
應該說，中國內地的情況比美國和香港地區都更復雜，但從香港和美國的經驗來看，要徹底治理我們社會的貪污腐敗等突破道德底線的問題，最根本一條就是不要再以所謂的道德底線來遷就本來就不道德的行為，我們的社會需要堅守的是道德標準，因為只有執行絕對的道德標準才能守住真正的道德底線。
我猜想，崔永元在演講時稱只要求道德底線是出于無奈，也是為了警醒聽眾：我們的道德風氣已滑到如此低的底線，但我仍然希望，崔永元今后再做演講的時候，別再只談收紅包做好手術的道德底線，而是要提倡遵守道德標準，那不會是有多高尚的道德圣人之提倡，因為不收紅包、不貪污、忠誠于自己的配偶這是做人的起碼的道德標準。當然，從心里服從道德標準也需要文化傳統、價值觀、理念以及信仰對其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影響。
只是從道德底線回到絕對的道德標準也解決不了問題，防治腐敗貪污的制度是另一個重要的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公共廣場張貼了許多口號比如“給小費、收小費都是犯法”、“貪污問題不會自動解決，有賴市民挺身舉報，才能令香港廉潔公平”、“防腐勝于反腐”，這無疑是在倡導反貪污腐敗的道德標準，但香港廉政公署不止于此，更有法規以及執行法規的行動，因為即便人們知道道德的標準，也必須受到法規的管制，才能更好地去遵守道德的標準。
如果做一個調查，列出我們最需要改進的方面，我想，道德標準難以擠進前五名，也許貧富差距、制度民主、經濟自由等等會列在前面，其實，遵守道德標準是社會的最根本的基石，否則的話，香港的繁榮也就不會出現于有了好的政府和社會風氣以后，香港能治理貪污腐敗不僅給中國內地提供經驗，也展示了可能有的社會清廉、經濟繁榮的前景，但首先需要的是，不要再只談守住崔永元所要求的那樣的“道德底線”，而應該提倡的是絕對的道德標準。
（來源： 東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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