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大可
從陳凱歌與胡戈、白燁(及陸天明)與韓寒，到朱偉跟陳丹青，21世紀零年代的文化沖突，以這一場場的網上口水戰為標志，正在變得日益頻繁和激烈。奇怪的是，所有這些沖突都受到韓寒“80后”身份的屏蔽——這個書商炒作的偽概念，竟然成為價值判斷的邏輯前提。但它卻多少表述了一個事實：反叛的旗幟，已部分地轉移到青年一代手里。
與其說這是代際和時間的斷裂，不如說是一種深刻的空間沖突，它包含著主流價值和非主流價值、國家主義和流氓主義、威權主義和自由主義、權力資本和市場資本、保守主義和文化先鋒、官方立場和民間立場之間的激烈矛盾。這些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描繪著21世紀文化地圖的微妙格局。
韓寒戰勝對手的武器，無非來自三個方面，其一，文化消費市場和大量“韓粉(絲)”的后盾；其二，對方的文學“炒作劣跡”；其三，犀利堅硬的穢語。鑒于篇幅的原因，我在本文中只能指涉第三者，因為它被嚴重關注，卻又缺乏必要的闡釋。
中國的流氓話語體系，是色語、酷語和穢語的三位一體。迄今為止，我們對穢語的探討，還只是一個粗陋的開端。但“韓白”事件是出色的研究范本，它驗證了穢語在中國文化轉型中的重大意義。
穢語是所有臟詞的總和。但有時只需一個簡潔的“操”字，便能令個體的言說獲得非凡的力度。魯迅所指稱的“國罵”(“他媽的”)，早已更新換代，變得更加短促尖銳。在北京“工體”的比賽現場，數萬人高喊“傻X”，已是驚天動地之舉；而如今，上千萬人在互聯網上一起說“靠”，更是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穢語并非中國人的獨家發明。早在上世紀60年代，詩人艾倫·金斯伯格就以一首《在美國》狠×了美國的屁股。這是西方前衛詩人的嚎叫，它以“跨掉的一代”名義，擊碎了保守的中產階級秩序。此后跟進的是黑人說唱(RAP)，它把歐美文化拖入動蕩的“發渴(FUCK)時代”。
穢語的藝術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草根方言，也是粗鄙美學，但它過去一直被組合在優雅的文體里，成為傳統文學的細小點綴。這種狀態在80年代才被徹底推翻。只要觀察一下現代詩歌的演化路線，我們就會發現，從“莽漢主義”和“非非主義”開始，經過伊沙、徐江和沈浩波，“口語派”詩歌在不斷加強臟詞的數量和力度，藉此實施美學政變的“陰謀”。但這依然只是發生在詩歌內部的小眾事變。
博客時代的廣場效應，一舉修改了穢語的命運，令其散發出令人驚異的光輝。我們正在面對一個“臟詞大爆炸”的時代，它在數碼世界里迅速繁殖，變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顛覆著國家主義的話語堡壘。自從文學書寫和消費主義結盟以來，主流話語早已喪失活力，退化成一堆干枯的行政公文。而在大面積的穢語爆炸中，我們聽見了話語潑皮們的豪邁笑聲。
但是，文學以外的穢語，還擁有一些更為復雜的功能：1.幫助言說者確立文化挑釁和道德反叛的姿態；2.增加言說者的暴力指數；3.以粗鄙的方式劃清自己跟其他優雅群體的身份界線；4.成為精神壓抑者的痰盂，抑或成為話語大麻，用以獲取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快感。
然而，并非所有的穢語都跟反叛相關。我曾在網上聽過一名上海酒吧女歌手的冗長說唱，幾乎每個句子都由臟詞編織而成，這顯然超出了女性的羞恥底線，但它卻博得了“穢語消費者”的青睞。在一個就連狗尿都能被包裝成香水的年代，穢語成為走俏的文化消費品是理所當然的。看不清這一點，就無法對“韓白”事件做出完整的判斷。
韓寒的系列短文迅速擴大為一場風格粗鄙的戰爭，并引發互聯網民眾的穢語狂歡。韓寒就此成了董存瑞式的文化英雄。白燁的退場加強了這種印象，即穢語是戰無不勝的，它是后集權時代的最高兵器。它所引發的穢語崇拜，勢必與戲仿和反諷一道，演化為經久不息的文化浪潮。
盡管穢語是文化顛覆的“革命性”工具，它仍然面臨著無法超越的難題：穢語運用的法學底線究竟在什么地方？穢語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藥，卻終究不是文化建構的水泥。就其本性而言，穢語就是穢語，它永遠都無法成為支撐新話語的脊梁。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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