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都反復表明，即使有意排斥老百姓的“感覺”，老百姓的“感覺”往往在最后時刻是起著決定作用的，盡管其形式或后果也許是負面的。
不久前我參加了一次研討會。在會上，有一位經濟學家提出，社會不公平狀況在老百姓那里被過分夸大了。為了說明老百姓如何夸大了社會不公平問題，這位經濟學家提出了許多理由。比如，他認為，西部地區物價水平本來就比東部地區低，農村的物價水平比城市低，所以，不能只計算你有多少收入，而要考慮到西部地區一塊錢的購買力比東部地區強，農民一塊錢比城里人一塊錢管用。如果考慮到這一因素，東西部地區與城鄉差距就要小多了。再比如，他認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差距，其實并不比現在小。此外，他還拿出國際上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說，在國際上其實有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最后，他得出結論：是老百姓的感覺出了問題！言下之意，老百姓不會像經濟學家這樣進行理性的計算。
我們當然可以對這位經濟學家提出的理由逐一反駁。比如，如果把物價相對水平計算進來，那么，可能至今生活在西部山區過著自給自足生活的農村并不窮，因為他們很少需要買東西；再比如，如果要拿國外研究成果說事，世界銀行關于中國問題的報告已經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公平程度惡化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應該比某個外國經濟學家的結論更權威。但這些反駁我認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公平不公平本來就是一個“感覺”問題！也正因為它是“感覺”問題即價值判斷問題，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討論這個問題時也格外小心翼翼，甚至有意避開，我們這位經濟學家為何如此之迷信于“理性的計算”呢？
最近，認為“老百姓的感覺出了問題”的論調更是甚囂塵上：老百姓明明感覺看病越來越貴、越來越難，也因此，曾經有報告對醫療改革的制度設計進行反思，但現在那些當初參與過或推動過這項改革的經濟學家認為反思是錯誤的，而一些相關部門也出來“澄清”說，“醫療改革的成果是主要的”；老百姓明明感覺孩子上學越來越不堪重負，有經濟學家仍然堅持認為“這些年是教育大發展的最好階段”；老百姓感覺一輩子辛苦也許仍然買不起屬于自己的房子，但經濟學家認為“就應該如此，窮人本來就不應該有自己的房子”。當然，更不用說，某個經濟學家認為“官員是改革中最大的利益受損者”，以及某位學者認為“弱勢群體也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的“理性意見”是如何與老百姓的感覺“南轅北轍”了。
坦率地說，對于經濟學家或學者們的“理性算計”與普通百姓的感覺相距如此之遠的事實，我是非常擔心的：改革本來事關社會大眾的福利，而非某個人或某些人的事，所以，本來應該體現民意、集中民智，以期改革的效果更好。但由于“民意”與“民智”被認為“不理性”，這樣，就可能隔斷民意的表達渠道與民智的參與渠道，而改革當然推進起來就要困難得多。而實際上，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都反復表明，即使有意排斥老百姓的“感覺”，老百姓的“感覺”往往在最后時刻是起著決定作用的，盡管其形式或后果也許是負面的。
其實，老百姓的“感覺”何嘗不是一筆賬？而且某種程度上是基于真正的生活的賬，比經濟學家與某些學者們在書齋里仔細地理性地計算的賬更實際。由此，我想起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說過：“人民是看實際的”，“人民對這個問題感覺敏銳得很。我們上面怎么算賬也算不過他們，他們那里的賬最真實。”(《鄧小平文選》第355頁)；在中國改革又一個敏感期到來的時候，我希望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與改革設計者們能對鄧公當年的這番話思之又思！
(作者系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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