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為什么我們缺少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下）
2006-04-26
三
當然，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儒家主要的歷史趨勢不是走向發舒，而是走向“律則化”。我們自五四以來批判的，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道”變成官學化的政治意識形態，變成為統治者的工具，變成一種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綱常倫理。其結果就是儒家自身的異化。這種由于政治化而異化的最典型例子是東漢時期的“二十四孝”，一個為了使雙親有飯吃而把兒子活埋的孝子，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典范與英雄，這無疑是一種為了某種被閹割了的“道”而犧牲人性的文化，這是一種失去了人性與道之間的和諧平衡的文化，這種“道”又如何對子孫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們又如何會在對這種意識形態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呢？一旦這種“道”對人們的強制與約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們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極端世俗化呢？
一種重發舒的、通達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漢以后演變為“重一道同風”的、以律則化的方式來限制人的自由發展的官學化的儒家？這可以說自五四以來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感興趣的問題。我想可能有兩個關鍵點。雖然這兩點也許都是老生常談。首先，在孔子那里，作為社會人倫的“道”，被歷朝統治者解釋為“上尊下卑”的等級秩序的“道”，從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與對道統的尊順不是有機地結合，而是完全對立起來。在《禮記》中有一段話最為清楚地表明了這種對立：“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這種思維方式與價值判斷，把忠信、立義視為與世俗欲求完全對立的東西來遵順，無疑是把儒家變成禁欲主義，而這種禁欲主義并不是為了實現超功利的審美追求，而是要實現一種現世政治目標，即實現統治秩序的機械般的穩定。這種禁欲甚至還及不上西方禁欲主義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對人性的吸引力。很難想象這種官學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們獲得一種發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國文化的周期變動就顯示出這樣的特點，禁欲式的“律則化”對人性的壓抑，形成機械式的人格特質。這種格式瓦解后，則呈現為不受精神力量制約與節制的逐利趨勢。在亂世時代，這種物質追逐表現為沒有章法的不開化的利己主義，在一個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時代，則表現為“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而無論在禁欲主義的格式化約束力有效的時期，還是在其失效的時期，無論在亂世還是承平時期，國民人格的表現都體現為同質化，中國有的是賢臣、烈婦，營利之徒或官學化的儒生，但就是沒有特立獨行的自由人格。當今中國，是一個可以讓人們自由逐利的時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現為后一種類型。
在當今時代，一個沒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終極關懷浸潤的民族，一個缺乏精神自主性價值的民族，一個長期受僵化甚至異化了的制度與律則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體性的民族，在市場化、電視文化的影響下，從意識形態的教義中脫逸出來的思想解放的沖動消失以后，只能導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對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審美追求的缺乏，務實的傳統品格傳承下來，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釋是以一個民族長期生存過程中形成的深層結構為基礎的。這種深層結構在意義在于，人們不自覺地受一種約定俗成的思維習慣與價值態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們說話時，對支配這種語言的內在的語法結構的存在并不自覺一樣。一個民族很難擺脫長期形成的深層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
其實，我們現代中國人中并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人，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中總有一些超越性價值的因子。（這些超越性價值未必只有知識分子精英們才能理解，并去身體力行的。）只是我們沒有去發掘它們。
我們歷史中有過屈原的浩渺無涯的想象力，有過《史記》中的豫讓那種充滿悲劇性格的俠義英雄，有過竹林七賢的真瀟灑，有過李白的真浪漫。只是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漸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題名與洞房花燭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說逐漸處于休眠狀態了。難道到了今天，我們蕓蕓眾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機視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們當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論上對價值多元化還是肯定的，但這也許主要還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價值”的影響與啟發，而不是來源于對自己文化中被我們已經遺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歸。希臘文化中的普羅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種“無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愛因斯坦推崇的“熱愛是最好的老師”以及那種“孩子般的”“對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約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義，美國小說中的海鷗喬納森 利文斯頓，對“飛得盡善盡美就是天堂”的那種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時期給我們中國知識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審美主義與浪漫主義的人生啟示。
中國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奮發、這些東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種對人生的浪漫主義態度，我們應該感謝西方文明在這些超功利的價值方面給予我們的激刺與啟迪。如果我們能從原典儒家的思想精華中汲取更多的養份，并把它與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擷取的超功利的價值精華結合起來。我們也許可望獲得一種更為豐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實上，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乃是創造之母。而有沒有這種多元化的生活態度與人生哲學，有沒有對生活本身的富于詩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我們生活方式的豐度與深度，決定這個民族對人類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創性的東西。決定我們的生命有沒有一種立體感，一個終日在電視機旁的看“會動的圖畫”的兩腳動物是不會有原創性的。
附記
不久前，看電視中的《親情》節目，說的是一個湖南成績優良的高中生，性格內向，喜歡哲學而不愿聽從家長的意旨去考大學建筑系，他放棄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師與同學，心理醫生都說他有精神病，七年前離家出走，至今未歸。母親在電視上述說著自己對兒子的思念，希望這位失蹤的兒子能與她聯系，并保證再也不會干預兒子以后的生活選擇。
這一事件確實發人深思，喜歡哲學而不愿考大學，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國家，決不會有人認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國，文化價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與這種占統治地位的人生價值態度不吻合的，人們就會把這種價值態度視為異類。人們無法理解：這個學生成績那么好，放掉大學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這種一元價值觀，在文革時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樣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價值觀的具體內容前后時代有所不同而己。這種情況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記得多年以前讀研究生時，我讀到過一部明代縣志，其中記載，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舉取士，以至當地儒家的禮儀皆已失傳，而當地卻有一個鄉村紳士，事事處處依古禮行事，在當地傳為笑談。由于可見，在中國古代，也是一元的價值態度占統治地位。
一個不能寬容特立獨行人生的態度的民族，是很難產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沒有的思想與行事方式的人們。他們對于社會的意義在于，他們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業中去，并經由這種超越來達到常人難以達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種境界中，才有可能發現常人難以發現的事物的本質。可以說當下讀哲學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這位高中生那樣具有真正的哲學家的稟賦。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我們這個民族為什么創造力不發達，為什么我們社會缺乏人文科學的人才，為什么我們的生活沒有豐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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