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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政府有能力包辦高等教育。假如能把1/3左右的高等學校通過股份制改造或者其他的方式轉為民營機制，就可以省出非常多的錢，可以有效地改善義務教育，從制度上解放教育生產力，破解教育經費之迷局。
教育與醫療同為關涉國計民生的大事。一段時間以來，關于教育改革的爭論沸沸揚揚，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爭論的焦點，就是教育改革是否成功？這和醫療領域很相似，但醫療改革已經有了一個公論，教育領域則是爭論不休。基本兩派，教育部是“好得很”，民間和輿論則是“糟得很”，一片罵聲。
日前，教育部長、教育部發言人大談成功。他們對教育改革成功的評價依據是數量規模指標，即95%的人口普及義務教育，20%的高等教育（是毛入學率），是發展性的指標。教育規模的擴大通常意味著教育機會的擴大，所以數量、規模的增長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幾乎沒有人看不到，也沒有人會否定。問題在于，為什么在教育的數量和規模極大地發展、老百姓的教育機會極大地增加之時，他們反而有更多不滿和抱怨？也許，首先應當反思的正是這種評價指標。正如我們習慣于用人均GDP衡量社會發展，將經濟增長視為社會進步的同義詞；教育發展的數量、速度、升學率也被人稱之為“教育GDP”。這一指標是有重大缺陷的。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對此專門加以批評：這種“總量-人均”模式最大的問題是它只重結果不重過程，只重總量而漠視分配，它假設總量是在人群中平均分配的。它在現實中的導向，就是單純追求總量的最大化而不計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顯然，我們不僅要關注結果，也要關注過程。老百姓對教育滿意與否的評價，不僅在于是否能上學、是否上得起學，還來自于對教育品質的感受。當我們學校的硬件越來越先進，出現了許多豪華的重點學校、示范學校之時，教育的軟件、教育的品質是否改善？如果以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來衡量，我們及格嗎？近年來，基礎教育的氣氛日益惡化，應試教育和擇校競爭，致使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沉重，課外補習成風，熾烈的奧數熱、考證熱嚴重影響了少年兒童的身心健康。據教育部公布的2004年全國學生體質健康檢測結果，與2002年相比，學生的身高、體重、胸圍等繼續呈現增長趨勢，但體質狀況卻整體下滑。學生的爆發力、力量、肺活量等體能素質繼續呈下降趨勢，而學生超重及肥胖增多，視力不良檢出率居高不下，小學生為32.5%，初中生為59.4%，高中生為77.3%，而大學生達80%。這是中小學嚴重的應試教育的必然后果。調查顯示，有57.6%的中小學生因“學習壓力大”而苦惱，相當多的學生厭學情緒嚴重，心理健康堪憂，相當多的中小學生難以保證必要的睡眠時間。國家教育部從80年代以來每4年做一次青少年體質監測，每況愈下，這一項是成功還是不成功？至于講教育公平、教育收費、教育品質、教育滑坡等等，問題就非常多。
第二個評價是關于教育市場化或者是“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已經成為教育領域的專有名詞，這個概念是很模糊的，大家在很不相同的詞義上使用這個概念。教育部自2004年以來強烈聲明反對“教育產業化”，說我們從來沒有提倡過“教育產業化”。確實，官方的文件里從來沒有“教育產業化”這五個字，只有四個字“教育產業”，就是大力發展教育產業。教育部認為徹頭徹尾，徹里徹外才叫“化”，所以沒有提倡過教育產業化。但是，老百姓對教育產業化的聲討并不是來自名詞解釋，而有充分的理由。輿論中的“教育產業化”是泛指在教育領域簡單地引入市場機制，把學校變成營利性的活動，所產生的種種有違教育規律的亂象。教育高收費、亂收費，成為老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學校教育由傳統的“道德源泉”、“清水衙門”變為社會輿論中的“腐敗重地”、“暴利行業”。教育支出成為城鄉居民最大的支出，不少農民家庭供養一個高中生、大學生，經濟就破產了，出現了“因教致貧”、“怕子成龍”的現象。許多城市家庭也難以承受高昂的教育費用，孩子上小學、幼兒園動輒數萬元。當他們享用擴大的教育機會時，怎么能不罵娘呢？人們的問題是為什么過去經濟不發達時，我們無須為孩子上學而發愁？經濟發展了，教育費用卻昂貴到離譜的程度，接受“優質教育”越來越成為家長經濟能力和社會關系的競爭，這種現象是正常的嗎？
但是，教育問題和醫療問題有所不同，它分成兩個不同的類別：一個是義務教育，一個是非義務教育，尤其是高中以上的高等教育。這兩個不同范疇，政府和市場的職能是很不相同的。在世界各國，義務教育作為公共產品，主要由政府來提供。義務教育主要是政府的義務，而我們多年來視為老百姓的義務。在義務教育階段當然也有民辦教育，但所占比例較小。總的來說，中國的情況是在政府應該負主要責任、應當由政府包下來的義務教育，政府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把義務教育的責任推向學生家長、推向市場，讓老百姓自己給自己買單，這在農村地區造成的后果特別的嚴重。
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教育是具有產業屬性的，非義務階段的教育至多是一個準公共產品，應該通過發達的教育市場，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引入社會資金，形成由全社會共同舉辦的生機勃勃的教育。但是，在理應主要靠市場機制的高等教育，我們卻是由國家包辦，國家仍然壟斷著高等教育資源。因而，時至今日，加上由公辦高校舉辦的“獨立學院”在內，民辦高校在校生的規模只占全國普通高校在校生的10%，這還是因為近一兩年發展了兩百多所“獨立學院”才達到的。而在大多數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的比例都要占到40-70%。
所以，從教育領域的情況看，究竟怎么加以定性？究竟是否市場化的改革？我想，也許稱為“偽市場化”的改革比較恰當，或者說是一種經濟主義路線的改革。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改革的重心、實際的興奮點主要是圍繞著學校創收，采取的是宏觀壟斷、微觀搞活的一種策略，允許學校各行其是，想辦法創收。前提當然是國家的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人均GDP的比重，從2002年3.32%的高點連續下滑，2003年為3.28%，2004年達到了近年來的新低，為2.79%，與高速發展的經濟、快速增長的行政經費形成強烈反差。正是這種宏觀壟斷、微觀搞活的政策造成了當前嚴重的教育亂象。
在這個過程中，發育出了一種新類型的學校，在基礎教育領域叫“轉制學校”，就是由公辦學校舉辦的民辦學校。比如說一所名校的初中變成“轉制學校”了，每個學生一學年收5000元，這個收費標準跟北大一樣，什么道理？沒有道理。它搖身一變，我是民營機制了，是轉制學校，就可以高收費，而且是合法的。所以，為什么關于教育亂收費，國家的統計和民間的統計可以相差一兩千億？問題就在這里。在國家的統計里這個收費是合法的，不屬于亂收費，亂收費是在這個規定之外。比如規定高中可以招收20%的擇校生，它招了30%，那個10%是屬于亂收費。這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它建立了一個新的準則，使得用金錢購買教育機會大面積地合法化、制度化了，即所謂“錢學交易”。現在中小學的重點學校，通常有三種學生，一種是考試進入的，一種是繳費生，還有一種是“條子生”，就是靠社會關系進入的。過去分數面前的平等，學習能力的標準，或者是學術標準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造成了嚴重的不公正。
“十一五”規劃對教育提了三個發展性的任務，而沒有提出明確的體制改革的目標。第一個任務叫做“鞏固和普及義務教育”。這次圍繞《義務教育法》的修改，應該說宏觀的教育公共政策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向，國家尤其是中央財政拿出很大一部分支援農村的義務教育。這次《義務教育法》修改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亮點，就是把義務教育均衡化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方針，明確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得舉辦重點學校，學校不得舉辦重點班，公辦學校不得轉為民辦等等，都是針對當前的一些弊端提出來的。
但是，要真正地從制度上遏制義務教育階段的“產業化”弊端，涉及非常重大的利益調整。實際上現在的重點學校、地方教育局甚至地方政府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利益機制。因為通過招生，一個學生三萬塊錢，一年收入幾百萬，非常容易，比舉辦任何的產業都穩定得多，有巨大的經濟效益。所以，學校的規模越來越大，如南昌附近的瑞安一中，高一有100個班，大多數學生都是收費的。所以，資源是擴大了，但是公正性是成問題的。義務教育階段如不進行實質性的體制變革，難以矯正上述弊端。
“十一五”規劃的第二個重點是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大家可以明顯感覺到我們現在的人才培養和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很不匹配，市場對高級技工的需求更多。因此，“十一五”期間中央花100億來投資職業教育。但是職業教育和義務教育很不一樣，不僅成本更高、更為昂貴，而且它的市場波動和風險更大，需要對市場作出靈敏的反應。本質上它應該是更加市場化。所以，如果用現在教育局來辦職業學校的模式，很多錢可能也是白花。這里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城市學生不愿意去上，中央政府愿意拿錢，但是沒有人愿意上學。真正希望接受這種教育的是農民工子弟，但是他們又上不起，因為上一個中專是非常昂貴的，要交幾千塊的學費。所以，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這個良好的愿望，如果沒有良好的機制創新的話是很難實現的。
第三個目標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這個提法在我們過去所有的文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十一五”中提出來“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我認為這句話意味深長，回答了一個爭論：高校擴招以后高等教育的質量是否滑坡？很多研究都認為沒有滑坡，這是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質量觀，要樹立新的質量觀等等。實際上無論從學生還是勞動力市場的反映，問題已經很明顯。大量的畢業生就業難，固然有高校急遽擴張、速度太快造成的后果，也與培養的人才在規格、學科專業、教學內容等等方面不符合市場需求有關。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一方面是針對高等教育的質量滑坡；還有一個新的更高的追求就是圍繞國家創新體系，培養創新型的人才。要實現這個目標就更為困難。如果高等學校還沒有確立一種學術本位的管理，以其嚴重的官本位和計劃學術，還想要參加國際競爭，培養高質量的人才，我們的目標和管理可以說是背道而馳的。
這一切，都需要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而不是我們過去10年那樣以經營創收為中心、所謂的單純財政視角的改革。教育需要進行一場深刻的改革，令人遺憾的是，和其他領域很不一樣，教育體制改革至今仍沒有提到應有的議事日程。醫療體制改革不論是否成功已經開始做了，但是教育體制改革還沒有成為一個公共議題，大家關注的是一些教育亂象，教育部要整治的也只是一些亂象，但亂象只是表面，制度性的原因、制度建設的目標都沒有被提出來，沒有被啟動。這是現在最需要呼吁的，即怎樣建立一個公共政策的啟動機制。
首先，在教育資源的配置上，應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機制，更大程度地開放教育資源和教育市場，打破教育壟斷，促進民辦教育發展，試行公辦高等學校轉制。試行公辦高等教育轉制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我們在義務教育階段搞了很多的轉制學校，但是真正需要轉制的高等學校卻沒有轉制。在很多省，由于高等教育擴張，高教經費已經難以為繼，如山東的省屬高校，生均培養經費已經從擴招前的六七千元左右降到了現在的二三千元，質量就很難保證。事實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政府有能力包辦高等教育。假如能把1/3左右的高等學校通過股份制改造或者其他的方式轉為民營機制，就可以省出非常多的錢，可以有效地改善義務教育，從制度上解放教育生產力，破解教育經費之迷局。
另一方面，恢復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規范市場經濟環境中政府的行為，通過取消重點學校制度，促進義務教育均衡化，從源頭上治理高收費、亂收費，從制度上解決“教育產業化”問題。
此外，需要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推動政府依法管理教育。通過分散和下放管理權力，理順政府和學校的關系，建立學校的自主性，促進辦學體制的靈活性和多樣化。通過政事分離，實行學術本位的管理，破除官本位、行政化和“計劃學術”的弊端。在高等學校如果不建立一種學術本位的管理，教育規律和學術規律沒有應有的位置，而是日益嚴重的官本位、行政化、計劃學術，那么，我們雄心勃勃的追求將難以實現。（楊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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