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榆樹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徐鳳山以及涉黑兒子徐偉橫行霸道、魚肉百姓十余年才受到嚴懲；廣東“龍興社”黑社會橫行霸道了7年直到其背后的警察黑老大龍杰鋒死去才浮出水面；寧夏國土資源廳原副廳長王英福6年內貪污受賄百余萬才在近日被批捕；河北第一貪李真貪污、墮落了7年；黑龍江原政協主席韓桂芝嚴重違紀違法潛伏了長達14年等。據調查，近年來，在省級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潛伏期為6.31年，最長的達14年。
這是為什么？又該怎么辦？時下有不少文章涉及到這個主題，但鮮有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的。在我看來，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貪官潛伏期延長是監督官員行為的傳播體制一直存在著一些制度空白所致。傳播隔閡和人為的傳播障礙讓一些貪官肆無忌憚，胡作非為；同時迫使一些好官要么變壞，同流合污，要么保持“沉默”，潔身自好。這種制度空白主要有：
其一、在官員的人際交往和小群體傳播領域監督乏力。近年來各地相繼出臺了“夫人監督”、“八小時之外”監督、社區監督、聘請監督員等滲透官員日常生活、日常交往的監督制度。平心而論，若說這些制度一無是處、毫無價值，那是絕對不公正的，它們至少對想腐敗的官員起到了心理威懾效果。但是，這些理想的制度設計，卻違背了傳播的客觀規律，在現實運作中不得不流于形式，制度效果甚微。例如，為避免傷害，我們均帶著公眾面具生活這一傳播規律，注定了官員不會自動地把腐敗行為暴露在被監督方，即使暴露，也是在“同一條船”上的人群中暴露，“同一條繩上的螞蚱”這一諺語使獲得秘密者不會自動泄密，除非他們內部出現了內訌，否則我們無法知曉他們罪惡的行徑。僥幸意外獲得秘密者也是存在的，這些獲得秘密者，若是官員的夫人（丈夫）、兒子、女兒，情感和利益也很難讓其“大義滅親”，舉報官員。現實情況是官員家屬常常與官員一起狼狽為奸、共同腐敗。一個貪官的背后必有一個貪妻（貪兒）快成了我國貪官腐敗的規律了；若是官員的同事、下屬、同學、鄰居等人意外獲得貪官腐化的跡象，現行的舉報制度、官員的權勢、信息的準確性等因素使得他們難以履行其監督的職責，往往選擇保持沉默，讓秘密在肚子里爛掉。要在人際交往、小群體交流中設置監督官員的規章制度，是相當困難的，其制度效果甚微。
其二、組織傳播領域，缺乏制衡官員行為的真正傳播主體。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真理，以傳播學的視角看，這是因為絕對的權力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從而使權力由“公權”變成“私權”，腐敗自然不可避免，因此，必須打破絕對的話語體系，形成相對制衡、相對平衡的官員話語體系。而歷史表明，凡涉及到利益的信息，利益主體是不會自動傳播的，要想使其傳播，必須依靠能制衡利益主體的傳播者。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如何塑造制衡利益主體的傳播者，卻有著不同的答案。西方民主國家的司法、行政、立法相對獨立的民主體制，至少在制度設計有相互制衡權力的傳播者，保證了官員信息組織傳播生態的相對平衡。但是，中國的政體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這由中國的國情決定，但是其制衡的理念應該吸取。因此，在推進我國政治體系改革中，應該強化人大、政協的監督權，削弱官員、尤其是行政一把手的行政權力，形成以利益制衡利益，以權力制衡權力，有中國特色的利益權力格局。從而在根本上打破官員腐敗的“集體沉默”、或“集體墮落”的現象。
其三、在新聞傳播領域，公眾知情權，尤其是有關官員言行的知情權的缺失，使民眾的監督權變成了一紙空文。稍微留意時下的新聞時政報道，就會發現，它們幾乎全部是官員會見來賓、宴請客人、出訪，視察以及各種講話的報道，沒有包二奶、沒有受賄，沒有官員“八小時之外”的報道，沒有對官員施政行為的評價，有的只是高大全、完美無缺的官員媒介形象（已被發覺、判刑的官員除外）。這種報道現狀遮蔽了公眾的知情權，易養成了民眾對官員的崇拜與景仰心理，不利于其監督官員手中的權力。但是，在人人痛恨腐敗的輿論環境中，完美無缺的官員媒介形象在民眾心目中是十分脆弱的，經不起流言、謠傳等噪音的干擾，只要有流言散布，不論真假，民眾大都會信以為真。當然，我們也提倡輿論監督，提倡批評，但是“同級報紙不得批評同級黨委”等陳舊規定讓輿論監督演變成了“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打死老虎”、“異地監督”的毫無力量的形式監督、事后監督，而不是強有力的事前監督。這種監督形式僅僅起到了“殺雞給猴”看的震懾效果，而沒有起到代替民意監督官員的行為。因此，有必要考慮廢為媒體的輿論監督釋放更大的空間，使新聞媒體的真正成為制衡權力的輿論公器，充分發揮媒體的社會瞭望哨的功能。
總之，要根除官員腐敗，建構廉潔、高效的有限政府。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應放棄在人際、小群體領域的制度建設；加強組織領域的制衡官員行為的傳播主體建設，完善溝通民間的舉報人制度，特別是保護舉報人制度；要考慮是否廢除新聞傳播領域的不合理的、過時的傳播政策，使新聞媒體真正發揮其監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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