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貧困縣的檢察院卻修了座豪華大樓，資金大部分來源于檢察院參與公路治超的罰沒款。”4月上旬，有讀者致電本報，希望能對渾源縣檢察院新落成的辦公樓予以關注，問題涉及大樓的豪華程度與當地的經濟不相稱、檢察院在辦公樓下開酒店等，其中資金來源最受質疑。（5月9日《山西晚報》報道）
近年來，貧困地區修建豪華辦公樓的新聞比比皆是。由于這樣的新聞暗合了廣大群眾的心理判斷和理性期待：豪華樓本不該修，貧困地區尤其不該修，所以一經披露，每每成為國民關注的熱點。
或許是類似的新聞已經帶來了嚴重的審丑疲勞，叫人厭倦，沮喪——事實證明，群眾的口誅筆伐，媒體的曝光，上級部門的懲罰……都不足以阻止類似的事件一再發生，這不光說明我們的制度設計存在問題，而且反映出這種指責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屬于只見樹葉，不見森林盲目性批判。
為什么這么說？舉目天下，豪華大樓如雨后春筍，又以發達地區和大城市為甚，為什么單單貧困地區的豪華大樓成為我們指責的對象？為什么大城市的豪華就成為理所當然——誰見過這些皇宮似的大樓成為新聞批判的鵠的？
貧困地區的豪華，從質上說，僅僅是與其自身其他建筑相比算得上豪華，要是與發達地區的豪華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從量上比，貧困地區的豪華往往是孤例，而大城市的豪華卻是普遍現象了。當然，這么說并不是為貧困地區的奢侈辯解，而旨在說明豪華風在當今社會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撇開大城市的極度奢侈不談，一味拿貧困地區說事，本身就是一種非理性的歧視性指責——大城市或發達地區有錢是事實，但這是它們可以修建豪華建筑的理由嗎？
無論貧困地區的罰沒款，還是發達地區的正當財政撥款，都是公共財政——而只要是公共財政，就屬于全體國民，其如何使用都應該征得全體納稅人的同意。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起碼要求。
不去指責大城市的豪華風，而是拿貧困地區說事，這種欺軟怕硬的選擇性批評，不但與事無補，反而帶來更大的危害——默許大城市豪華的合理性和特權，縱容其豪華起來更加肆無忌憚。貧困地區沒有錢，想豪華還要受到客觀約束，而發達地區地區有錢，若是沒了限制，想建就建，其危害將多大，可想而知。
這是危害其一，隱性的危害還有大城市的負“榜樣作用”。從人性上分析，模仿攀比是人類的本能，而模仿攀比的對象往往是上級——如省會模仿攀比首都，地級市模仿攀比省會，縣模仿市……這樣看來，單單指責貧困地區就顯得軟弱無力，因為它的上級并沒有給出正確的示范作用。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要想杜絕貧困地區的盲目奢侈之風，必須先拿其上級開刀，而要想限制大城市的奢侈，則必須考慮如何改善我們的制度設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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