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將童工現象歸咎于資本的骯臟、職能部門的監管不力或地方保護主義是遠遠不夠的,如果現行教育制度的缺陷和嚴重的地區性的貧困面貌不能得到根本改觀,童工現象仍將是我們這個社會難以根除的毒瘤。
中間人以男孩600元、女孩700元的價格向包工頭們收取中介費,而后這些十三四歲的孩子在包工頭的封閉式管理下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沒有勞動合同和任何保障,每年只有農歷二月初二可以休息,因為這一天當地風俗不能動針線……所有這些都酷似夏衍筆下的“包身工”,然而這一切卻發生在21世紀的當代中國,地點是有“中國箱包之都”美譽的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溝鎮。據《人民政協報》5月15日報道,非法雇用童工現象并非白溝所獨有,在一些地區和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
在現代國際社會和文明國家中,雇用童工被認為是落后和野蠻的行為,各國法律均有禁止雇用童工的規定。我國于2002年12月1日頒布實施了新的《禁止使用童工規定》,該法規明確規定,禁止任何用人單位招用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禁止各種職業介紹機構以及其他單位和個人為未滿16周歲的少年、兒童介紹職業。
人性的貪婪和資本市場的逐利行為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難以根除,因此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有賴于法制的健全。而非法雇用童工行為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屢禁不絕,除了執法不嚴和違法成本低廉之外,似乎還有其他的原因。白溝鎮張六莊鄉一名政府工作人員一語道破天機:“咱們不能只考慮勞動者的利益,更要維護本地老板們的利益,否則地方經濟還怎么發展。”一份資料顯示,白溝鎮的箱包產業帶動周邊縣市50多個鄉鎮、30多萬人走上了致富之路,2005年白溝農民人均純收入6970元,基本達到了當地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而白溝鎮每年生產的兩億多只箱包,絕大多數出自來自河南、江西、湖南等外地打工者之手,其中包括為數眾多的童工。
更深層次的原因也許還不在于此。在白溝鎮打工的童工“被騙”多半出于自愿,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放棄學業,背井離鄉出門賺取微薄的薪酬,而且他們的父母對此無可奈何,甚至是默許,因為貧困的家庭除此之外看不到孩子們將來的希望——他們甚至無法支付一所職業高中的學費。即使他們的孩子從工廠中被“解救”出來,又能走向哪里呢?
不幸的家庭雖然各有不同,但貧困家庭里的孩子多數都無法逃脫“輟學——務工”的相同命運。因此,僅僅將童工現象歸咎于資本的骯臟、職能部門的監管不力或地方保護主義是遠遠不夠的,如果現行教育制度的缺陷和嚴重的地區性的貧困面貌不能得到根本改觀,童工現象仍將是我們這個社會難以根除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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