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北京。一名戴眼鏡、穿著藍色對襟上衣的中年男子兩度來到《新京報》報社：上午，他砸了編輯部的電腦、電視等辦公用品，向報社員工潑水；下午，他用“自帶的液體”焚燒停在報社門口的一輛汽車，然后他用自己的手機報警。他對警察說：“我姓竇名唯，搞音樂的。”
■目前，竇唯被羈押在北京宣武區看守所；《新京報》除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外，拒絕回應事件
■這樁可以被冠以“竇唯門”的事件，其中的“現場”和“往事”，或者還有必要回放回放；其中牽扯的“黑話”和“白話”，或者還有必要說道說道
□本報記者 程綺瑾
4月20日，“不一定”樂隊與媒體進行足球聯誼賽，多家媒體到場采訪，穿“1號”球衣的是“不一定”的竇唯(圖片來源：CFP)
“我們和媒體的關系，本來該是魚和水的關系，現在成了死魚和開水。”5月15日，何勇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之前，“我由于失眠等精神問題，確實住院一個月，14日剛剛出院，現在還在靜養”。
在《中國搖滾手冊》里，對竇唯的介紹有這么一段：1969年出生于北京，16歲上職業高中，學習精神病看護專科，沒有畢業就離開了那里，“以免自己成為被看護的對象”。而媒體此前的報道中，標題里有“丁武勸其看心理醫生”。現在，竇唯因為縱火燒車被拘留，更有人說：他瘋了。但到目前為止，并沒有證據證實竇唯的精神狀況存在問題。
何勇曾在2004年概括“魔巖三杰”出名的3位音樂人：“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兩年之后的今天，他說：“竇唯終于回歸成人了，我又瘋了，張楚成仙了。”
在何勇眼中“比較成熟”的張楚，認為自己近年的生活狀態并不理想，“生活并不亂，但是工作秩序亂。做音樂以前是獨立精神來做，現在自己沒辦法掌握這種獨立。自己覺得內心善良的東西慢慢在削弱，因為恐怖的東西太多了，太亂了。這與生活狀態、媒體環境都有關。”
哪個身份讓他焦慮？
竇唯近年的音樂風格已經離搖滾越來越遠，“他用近乎偏執的安靜、重復的音樂來對抗這個越來越瘋狂、喧囂的時代。”樂評人張曉舟說，他認為，竇唯在音樂和為人上，都選擇了“用逃逸的方式來對抗”，但是“這種中國傳統美學的內心逃遁之路，并不能解決現代的焦慮，這多少造成了竇唯音樂和行為之間的分裂”。
出道之初，竇唯被臺灣的唱片公司包裝推出，他對此一直持抵觸態度。十幾年前，他與王菲離婚時，又飽受香港傳媒追蹤。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史安斌看來，竇唯身上存在著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他的痛苦。當竇唯選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的時候，他將自己歸位于傳統文化的捍衛者，但是卻始終被人抓住“王菲前夫”、或者“黑豹前主唱”的身份。這些身份正是他一直想摒棄或者逃避的。
在張曉舟看來，竇唯心中除了身份認知的焦慮，還糾集著作為一個父親的焦慮。日前，有媒體登出竇唯與王菲的女兒竇靖童以《爸爸家》為題的一系列畫作，讓許多人第一次意識到，竇唯也是一個普通的父親，他有兩個女兒。
當讀者通過媒體報道得出搖滾圈、娛樂圈混亂的印象時，音樂人也漸漸對媒體圈產生了抵觸情緒。“魔巖三杰”之一的張楚，現在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他說：“大概10年前，媒體還是可以信賴的，現在不行了。以前覺得媒體有它的矜持，現在卻變成被操縱的東西。現在報道的標題都和以前不同，用的都是以前先鋒作家用的詞，很聳動。”
有一根繩子攔著
同樣感受到這10年變化的，是記者、評論人何東。他上世紀80年代做社會新聞，1990年代轉做娛樂新聞，因為罵過《英雄》、《無極》、《手機》等，何東現在在娛樂媒體圈基本處于邊緣地位，“所有首映式都不帶我玩”。
何東說他“惡心‘娛記’這個名稱”。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道：“我現在根本就無法完全相信媒體單方面提供的信息———不是這一次我不相信媒體，而是幾年以來娛樂八卦的種種造謠、傳聞、捕風捉影、無事生非———早已讓我深度懷疑當今整個媒體的公眾信任度。”
何東認為這次竇唯的事件引起人們如此廣泛的關注，是“因為憤懣，人不能老被愚弄啊，總要表達出來。你看現在新聞里，總是‘據傳’、‘好像’，什么時候學新聞教這樣寫了？”
在何東看來，目前內地的民眾還沒有形成對八卦新聞的分辨能力，用自己的消費直接支持著八卦新聞。這一點上，張楚的判斷有所不同。張楚認為：“老百姓其實沒有那么強的八卦需求，是被媒體夸大了。”在他看來，“名人與普通人的生活是一致的，應該得到平等的尊重。一個人對別人的了解如果變成灰色了解，對人的心理是一種破壞。”
不過何東也認為，“經過一次次類似竇唯這樣的惡性事件，讓大家看報紙跟手紙似的，對八卦媒體的信任會降低，對媒體的分辨力應該會逐漸提高。”
張楚與何東都對娛樂媒體狀況的改善不抱希望。張楚現在只希望媒體少來打擾他的生活。何東則說：“我們沒有相應的法規，天天呼喚記者要有良知，有什么用？我們現在是在玩沒有規則的游戲。”他認為正是失范，造成了這個圈子的混亂。“戴安娜死的時候，全世界都把責任推給記者。但是后來法院判記者無罪，因為他沒有人身接觸什么的，人家有特別明細的規定，你沒有觸犯就沒有違法。我在外國看明星出來，狗仔都有一根繩子攔著，你再看看北京，都撲到人家鼻子前面了。”
先定位，再談底線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史安斌認為事件反映了更深層次問題，是中國媒體的定位模糊。“新聞底線不能一概而論。多元社會應該有多元媒體，但是每個媒體都要有清晰的定位。定位之后，才可以談底線。”
他認為，“這次事情之所以受關注，應該與當事的報紙有關，如果是《明星BigStar》登這種八卦，還可以接受。像之前馮小剛罵《Big Star》泄露他家住址，在社會上沒有引起這么大反響。在美國，定位做負責任的報紙，根據自己的內容、讀者定位，是不會登這種八卦的。”
何勇的看法與此相似：“我不討厭八卦，但是廁所就該是廁所，客廳就該是客廳，如果是《明星Big Star》登八卦還可以。”
史安斌分析，這次竇唯事件引起廣泛關注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究竟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媒體或者商業媒體？中國許多媒體，想既做公共媒體又做商業媒體，但實際無法兼而有之。
“你不能一會兒捅八卦，一會兒又裝樂評人，八面玲瓏。”何勇說。
史安斌分析這次事件引起關注的另外一個原因，“恐怕是人們普遍地對自己隱私權可能被侵犯的恐懼。最近關于網絡監管的一些傳言，讓很多人產生這種恐懼，他們對竇唯的維護，可能也出于這種恐懼。”
關于新聞報道入侵名人個人隱私的底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都認為，人文關懷是其底線。喻國明說：“記者要學會換位思考。在娛樂新聞報道上，他們掌握著自由裁量的權力。如果一個事件與公眾利益沒有直接關系，卻反復動別人的瘡疤，就不善意。一個正派的記者不應該這么做。”陳婉瑩說：“做新聞不能故意傷害人。”她舉了香港已故藝人梅艷芳的例子，認為當初香港媒體追挖梅艷芳患癌癥的新聞，就是一種不人道的行為。
此前不久的4月底，一名北大學生在云南旅游時因車禍去世，有記者冒充學生家屬混入宿舍拍照、采訪。此事一經披露，引起對新聞報道的規范與底線的大討論。這次因為竇唯事件，討論繼續升溫。
媒體多元，社會健康
這次事件也引起了人們對于新聞操作的具體規范的探討。事件的導火索，關于“竇唯罵李亞鵬太虛偽”的報道，其中的幾個制作環節都引起了網友的質疑：陶毅沒有錄音證據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刊發那篇報道？即使如陶毅所說，竇唯真的說了此番話，但是作為朋友私下聊天，他將此發表出來，是否妥當？
陳婉瑩認為，記者冒充死者家屬采訪的行為，比較容易確認為不對，但是竇唯事件中，因為許多細節沒有確認，記者的責任也不能貿然認定。例如，“如果竇唯確實對《華商晨報》記者陶毅說了罵李亞鵬的話，并跟他交代，這些話是私下聊天，不可以發表，而陶毅也應允了，那么他就不應該發表。否則，他的發表并沒有不妥。”
喻國明對此的判斷與陳婉瑩略有出入。他認為，“作為朋友私下說的話，如果發表，需要經對方許可，這是職業要求。對方沒有許可，此事又與公眾利益沒有直接關系，就不宜發布。”
在美國生活的薛涌認為，不能因為這樣個別的案例，就限制媒體報道的自由度。“在英國，戴安娜王妃的事件，當然引起了媒體的反思，但是并沒有因此限制記者的權利，他們照樣可以做狗仔。道德與法律的不同，就在于能提供空間，讓人去自由選擇。”
喻國明和史安斌也都強調，應該允許多元媒體的存在。“從行政管理角度，應該允許多元媒體的存在，這才說明是健康的社會。但是從媒體自身角度，應該有行業戒律，自我約束。”喻國明說。
但是在內地，不少人選擇了簡單地支持、同情竇唯。一時之間，竇唯被捧成了“真爺們兒”、“2006感動中國人物”，有人甚至自封“竇粉”，要成立“竇唯后援會”。
張曉舟質疑這些“支持”、“同情”里的水分。“這次事件遠遠不僅僅是娛記的問題，整個社會的心態都病了。大家都惟恐自己不主流，總是帶著主流社會的優越感去看非主流的竇唯。”
現在竇唯還關在拘留所中。有報道說，音樂圈的朋友們在為他策劃一個募捐義演，崔健、郭峰、朱明瑛等都積極參與。但是記者與崔健的助手YOYO聯系時，她說：“沒聽說有此事，也沒有人與我們談過。”
張曉舟對此說：“這毫無必要。竇唯有他的尊嚴，要支持他，請先尊重他，好好聽聽他的音樂。他不需要廉價的同情。”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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