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網 余豐慧
5月17日，《 第一財經日報》以“專訪芝加哥市長戴利:控制不住房價說明政策不力”為標題，報道了16日上午芝加哥市長理查德M.戴利(Richard M.Daley)接受該報專訪時談到中國高房價時講的一番話。針對目前中國很多城市的房價高昂情況，戴利給出了芝加哥的經驗：“芝加哥的做法是一定比例地提供廉價出租房屋，提供給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無業游民，給他們提供機會在城市居住，而不是把他們趕出城市，我們做這些力圖使他們成為中產階級，同時改變貧困的另一個方式是提供給他們教育”，“房地產開發有利潤，但做廉價住房不可能有100%的利潤，如果沒有做好這一點說明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去實施”。
解決好百姓的住房問題是無論哪個國家的政府都繞不開的問題。此前，媒體曾經報道了韓國經驗、新加坡經驗以及英國經驗等等。縱觀這些國家的經驗，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低收入家庭、老人和有孩子的家庭以及無業游民的住房問題，都是依靠政府的幫助和優惠政策來解決的。這是因為，衣食住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生活必需，一個文明、發達的國家，如果不能保證每一個公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那么，這個政府就沒有盡到責任。
要滿足百姓的住房需求，政府在許多情況下，就必須對房地產市場進行直接干預。目前，我國房地產業存在嚴重泡沫，這是多年畸形發展積累的結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房地產的巨大泡沫，不僅直接影響一部分百姓的基本生存條件，還使經濟發展中的各種風險因素不斷增加。這是因為，由于消費不旺，雖然中國已保持多年的低利率政策，但銀行存款率始終居高不下。高存款迫使商業銀行拼命向外發放貸款，而這些資金中的一大部分被投向了房地產市場或者變相進入股市。投機狂熱引發房價高漲，股市瘋漲，但是一旦樓市泡沫破滅，股市下跌，就將形成新的壞賬，造成金融風險。
中央政府歷來高度重視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歷史上曾多次對房地產行業進行強力調控。盡管行政命令手段多一點，但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去年，中央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措施，當時就起到了明顯效果。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錯誤的政績觀和利益觀，反倒或明或暗地為房地產市場推波助瀾。他們對國家調控政策或消極應付，或公開聲明本地房價與上海、北京相比不高，甚至出臺一些“托市”舉措。他們也加強對房地產的管理，而管理的目的是幫助開發商抬高房價。今年３月以來，北京、天津、深圳、廣州等部分城市的房價持續猛漲。北京市商品住宅預售交易平均價格自2003年以來首次反超上海。深圳市雖有市政府新近出臺的“深八條”穩定房價政策，商品住宅均價還是首次突破了萬元大關。中西部省會城市房價上漲更猛，甚至中小城市和縣城城區房價也一路攀升。
面對房地產的畸形發展，面對百姓買不起房的現實，面對不斷累積的金融風險，政府應該果斷出手。新華社記者張建高說的好，房地產的特殊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在其中扮演好監管角色。未來的房地產市場“再調控”，仍應堅持去年以來的大方向，以抑制房地產開發投資和投資性購房為核心目標，切實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約束，懲戒用土政策對抗宏觀調控的地方政府，讓各地政府真正負起責任來。同時，筆者認為芝加哥市長戴利的話語基本代表了發達國家解決住房問題的基本政策。政府應該承擔起解決低收入家庭、老人、有孩子家庭等的住房責任，下大決心建設經濟適用房和廉價出租房屋。
新華時評：房市“再調控”劍指何方
房價問題說到底要靠市場解決，但房地產的特殊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在其中扮演好監管角色。未來的房地產市場“再調控”，仍應堅持去年以來的大方向，以抑制房地產開發投資和投資性購房為核心目標，但在策略上應改變“重市場、輕政府”的辦法，切實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約束，確保城市規劃發揮調控職能，懲戒用“土政策”對抗宏觀調控的地方政府。從源頭上解決問題，讓各地政府真正負起責任來，促使房地產市場循著市場經濟的規律走。到那時，房地產市場才可能出現一個合理的房價形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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